香港中國書畫藏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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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chanhe » 週日 11月 26日, 2017年 6:21 pm

陳丹青:全世界最好的繪畫是中國水墨畫
本文由牆藝術綜合整理

  為什麼你們心甘情願把自己想成“水墨畫家”呢?如果你們在德國,可能被稱作新表現主義畫家,在意大利,可能被稱作“新繪畫”。這些歐洲當代畫家和你們有點相似:造型很自由,畫法很率性,既不很現代,也不很傳統。畫面有敘述性,甚至有點可以解讀的“故事”。可是在中國,這樣畫就給框定在“國畫”呀、“水墨“呀這些話題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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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神賦圖》·局部顧愷之

  《簪花仕女圖》 周昉

  圍繞水墨兩個字,各種理論就會圍上來,涉及美學,涉及美術史,等等等等,油畫就不會有這問題。我從來沒見過一群西方人談論一組創作,關鍵字是“油畫”。我認為全世界最好的繪畫是中國的水墨畫。當然,我指的是古典作品。黃賓虹過時了,林風眠過時了,李可染過時了,張大千毫無疑問的過時了,徐悲鴻的國畫也過時了—所謂過時,不是說他們畫得不好,而是他們成為歷史。他們的那種好,那種境界,不能夠回答今天的實踐,就像他們當年看破了歷史,認為元人清人的那一套,不能回答民國時期的實踐。反而蔣兆和我以為不過時,我不認為他是個水墨畫家,他是個偉大的素描家,是個偉大的現實主義人物畫家。《流民圖》不是國畫,也不應該說它是什麼畫,它就是一件偉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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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 齊白石

  還有,齊白石沒過時,經過一長段歷史,我甚至覺得明人、清人到現在還沒有過時。我在國外看多了畢加索等現代主義,覺得他過時了,可是反回去看早期文藝復興,反而沒過時,越看越好。後現代藝術,或者說當代藝術,在語言上沒什麼好追求的,各種語言早就有了,能夠周轉翻新的就剩圖式。你找到一個圖式,你就成功。水墨畫的淵源是文人,是中國文化私人教養的競賽,閒情逸致,是戲筆,這一路西方沒有。現代有了幾位,譬如馬蒂斯,他畫《金魚》,畫女人,畫靜物風景,從來不畫畢加索的《格爾尼卡》之類大創作。但他是大畫家。義大利莫蘭迪也是小題材小油畫中的大師。中國畫追求雅趣、閑情,好幾百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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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圖》 郭熙

  “能品”從前是帶貶義的,如果評價你的作品屬於“能品”,是委婉的批評。但是我對近十幾年中國所有繪畫有個希望,就是多出“能品”,“能品”很少見的。任伯年就是“能品”大師,件件都是“能品”。這些年的趨勢,畫家越來越沒話語權,批評家話語權又太大,而理論家的話語多數是空的,沒有多少內容,這是困境。水墨畫本身不是困境,目前的話語空間、市場和體制,是真的困擾。這種傳統類似中國的隨筆、散文、小品。這是中國一直有的傳統,就是遊戲的傳統。林風眠當時的貢獻,就是在那個年代肯定遊戲感。當然,他的來源不完全是國畫,他不能算國畫家,他繼承了野獸派和一部分後印象派的傳統,但他接上了中國繪畫的遊戲傳統,包括從中國彩陶吸收了不少手法,有遊戲感。像冷梅、羅聘,他們的畫都是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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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墨仙人圖》 梁楷

  中國畫妙就妙在它不靠一五一十的寫生,照樣把人畫得非常傳情,而且非常像。譬如曾鯨,他畫王時敏和王鑒,畫他年輕時的肖像,多好啊!還有畫董其昌肖像的那幅畫,忘了作者名字,畫得多好啊!根本不是寫生,尤其不是美術學院那套寫生。就算寫生,繪畫可以有一千種寫生的辦法,絕不僅僅是沙龍學院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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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山清遠圖》·局部夏圭

  不要相信“素描是基礎“這句話,這句話是錯的。我算是看了世界各國的藝術,素描絕對不是基礎。素描只是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生髮出來的一種方式,然後延續幾百年,到十八世紀變成學院系統,然後傳到蘇聯,再傳到中國—這是災難性的。埃及人、印度人幾千年前就可以把人和萬物畫得很像很像,像得一塌糊塗,完全沒有素描這件事。一定要解開這件事情,不然中國畫沒有前途。中國畫的沒落就從素描教學開始。

  來源:牆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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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chanhe » 週日 11月 26日, 2017年 6:24 pm

收藏市場的乾隆瓷器為什麼如此火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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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粉青釉浮雕“蒼龍教子”圖罐

  來源:美術報  專題策劃:周懿

  編者按:2006年香港佳士得秋拍,清乾隆禦制琺瑯彩杏林春燕圖碗以1.51億港幣成交;2010年香港蘇富比秋拍,清乾隆淺黃地洋彩錦上添花“萬壽連延”圖長頸葫蘆瓶以2.52億港幣成交;2011年澳門中信春拍,清乾隆30年粉彩鏤空開光魚戲水紋瓶以2.3億港幣成交……直至今年5月9日,佳士得倫敦亞洲藝術周,一對首度公開拍賣的乾隆禦制粉彩花蝶紋如意耳葫蘆尊,以折合人民幣1.31億元成交。從市場回看學術,一場場關於乾隆的展覽摩肩接踵,浙江博物館呈現的“清高宗乾隆皇帝特展”從盛夏走到初冬,剛剛落下帷幕,而其所帶來的熱度和討論仍然在繼續。作為一個文化符號的“乾隆”,在專業研究、坊間戲說的包裹下,輕而易舉就能撩撥起人們的興奮神經,而“乾隆瓷”經過幾年的發酵,早已變成一種“奢侈品牌”,一個引發狂熱的追逐目標。

  乾隆自詡“十全老人”,對自己的收藏眼光相當自信,但為何又在後代被評為“農家樂審美”而屢遭吐槽?乾隆的陶瓷審美真的不及其父雍正嗎?是什麼影響並造就了“乾隆審美”?如果乾隆審美水準低,“乾隆瓷”為何能如此熱,是大眾的誤解誤讀,還是一眾藏家都在上演“皇帝的新衣”?本期鑒藏,讓我們一同來討論收藏市場的“乾隆瓷”狂熱現象。

  今年上半年,一對乾隆禦制粉彩花蝶紋如意耳葫蘆尊在英國倫敦佳士得以1472.5萬英鎊成交,折合人民幣1.31億元。這件對尊也成為佳士得拍賣價最高的10件中國陶瓷器之一。

  據瞭解,這一對成交價格達到1.3億元的粉彩葫蘆尊,其原先擁有者最初心理價位只有1000英鎊(約合9000元人民幣),此前在拍場上與這對葫蘆尊具有同等體量、工藝和紋飾的尚屬罕見,之前有4件類似的瓷瓶出現在市場上,均是以單件形式售出。我們實在也有必要思考一下市場狂熱追逐乾隆瓷的背景是什麼?清“乾隆瓷”是否真正物有所值?動輒億元的天價未來風險有多大?

  近年來,在藝術品收藏市場上清三代瓷器一直受到市場的大力追捧,特別是“乾隆瓷”幾乎成為高價瓷、天價瓷的代名詞。2010年10月,在香港蘇富比(微博)秋拍上一件清乾隆淺黃地洋彩錦上添花“萬壽連延”圖長頸葫蘆瓶以2.52億的天價被香港收藏家張永珍女士購得,創造了當時的全球瓷器拍賣紀錄。在2011年紐約蘇富比春拍上,一件估價僅為800-1200美元(約5000元人民幣)被拍賣公司標為“類屬民國”的瓷瓶,因被買家抱著“豪賭”乾隆官窯的心理而最終以超出估價兩萬倍的1.2億元高價成交,堪稱拍場一大奇跡。

  其實,“乾隆瓷”之所以被狂炒,完全緣於它本身已化為一個純粹的商業化品牌和概念而被市場過度包裝和神話了。這一點,頗與當下書畫市場狂炒追逐“石渠寶笈”有幾分相似。這些年,香港蘇富比等海外拍賣行在市場上成功地推出了“皇家御用”概念,尤其是把與乾隆朝相關的所有拍品都作為極品推出,如乾隆玉璽、乾隆御用腰刀等拍出了不菲的高價,自然“乾隆瓷”也毫不例外成為市場極力包裝和概念化的一個對象。凡“乾”必貴,已成為拍場的一大現象,只要是沾上乾隆的標籤,每每就身價倍增一飛沖天。

  就近年海內外拍場成交的高價瓷、天價瓷來看,絕大部分是乾隆朝的瓷器,鮮有高古瓷器,這與早期藏家偏好宋、元、明瓷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可以說當代藏家在瓷器審美上已出現了群體偏離。這種偏離一方面是由拍賣公司的強大市場造勢宣傳所改變,另一方面同大量新湧進的投資型買家對瓷器缺乏基本的瞭解認知有很大關系。在民國時期和新中國建國初,宋五大名窯、明代永樂青花和成化鬥彩等成為藏家們熱衷的重器,而不是像現今一味地追逐乾隆朝官窯,可以說那時的玩家更具專業性和品位。看一看瓷器大藏家孫瀛洲上世紀50年代捐獻故宮的宋代哥窯弦紋瓶、元代紅釉印花雲龍紋高足碗、明代成化鬥彩三秋杯,就知道真正藏家的品位了。

  眾所周知,宋代“五大名窯”汝、官、哥、鈞、定,無論在釉色、器型還是圖案紋飾上都追求一種簡約素雅、端莊大氣、自然天成的氣度,特別在釉色純美上達到了中國瓷器史上的一大高峰。

  元代瓷器是中國瓷器的一個轉捩點,一方面草原民族風格突出,器型多樣,大型器物增多,同時大量外銷瓷使得燒制技術更加成熟,獨特的元青花和釉裏紅成為元代瓷器的一大特色。明代永樂和宣德的青花最受後人的青睞,成化的鬥彩,嘉靖的五彩也都各具特色,在繪畫紋飾的豐富性上明代也超越前人。即便是清朝,雍正的單色釉也高端大氣上檔次。反觀乾隆朝瓷器,受乾隆帝和皇家審美的偏好,因過分追求紋樣繁縟、色彩豔麗、構圖充滿和工藝複雜,卻很大程度上喪失了藝術性。雖外觀不失雍容華貴,但與宋、元、明朝的瓷器相比,終不免露出一股豔俗氣和工匠氣,富麗有餘,而文雅不足,這是乾隆瓷的一大硬傷。

  在國內高通脹壓力下,目前大量社會遊資進入藝術品市場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不少投資型買家對藝術品一竅不通,從眾心理嚴重,往往市場流行什麼熱什麼就買什麼,甚至不知真假。曾經發生在紐約蘇富比拍賣會上的這一幕,很好地印證了這一點。1.2億元拍出的瓷瓶原本被蘇富比鑒定專家鑒定為“民國所仿”,因此謹慎地將其標為“類屬民國”,低估為5000元,但這並不妨礙投資型大款去“豪賭”一把。難怪收藏專家馬未都笑稱“此次紐約蘇富比拍賣這一件瓷器的現場是中國人英勇奮戰,全體買家都以撿漏的心態奔赴戰場,撿漏於是成了賭漏兒,賭漏兒於是成了壯舉。”當藝術品淪為一場投機博傻遊戲時,實在是悲哀的一件事情。

  當藝術品淪為資本純粹的投資工具時,種種不可理喻的瘋狂都會發生。一個估價5000元的瓷瓶居然能被中國買家1.2億元買走?太不可思議了!這種“中國式奇跡”恐怕西方人永遠搞不明白。中國人瘋了嗎?這個瓶子真的價值連城嗎?其實一件拍品落槌價是估價的幾十倍、幾百倍,這在拍賣會並不算很稀奇,大家都見過聽說過,但最終能超出起拍價的兩萬倍成交,絕對是前所未有、聞所未聞的。它一方面說明“中國人真有錢”,同時折射出“中國買家真不懂”。在藝術品投資熱的今天,可以說“撿漏”的幾率微乎其微了,特別是那種“大漏”“天漏”,已完全沒有可能。如果有中國買家誤以為5000元低標的瓷瓶有可能就是賤賣的“國寶”,我認為這既不符合拍賣常規,更明顯低估了蘇富比專家的智商和專業水準。

  不知從何時起,專業玩家們昔日津津樂道的“撿漏”竟變成了富豪們的押寶式的“賭漏”。只因為這件“民國瓷瓶”與北京故宮裏珍藏的清代官窯略有幾分相像,就誘發了中國富豪的巨大想像力,引得一片你爭我奪,紛紛拋出重金。這種做法顯然已經同賭徒無異了,中國人慣有的賭徒心理在這場瓷瓶爭奪戰中發揮得淋漓盡致。聽說過“賭石”的,沒見過“賭瓷”的,真叫大家都開了眼界。藝術品收藏究竟還要不要起碼的專業性?當藝術品淪為賭博的對象時,對藝術品難道不是一種褻瀆嗎?有人說:“現在的藝術品市場就是由資本說了算,一件假的藝術品當資本擁有了它時就可以搖身一變成真的。”確實,藝術品市場的發展離不開資本的支持介入,但資本有時帶來的更多是投機和泡沫,扮演的是愚蠢和惡魔的角色,資本對市場的副作用和破壞力也應該是我們所警醒的。

  在這股狂炒乾隆瓷器的背後,客觀講也充斥著巨大的風險。一方面是眼下的價格被人為拔高了許多倍,一些本不該高價的乾隆瓷器在資本的追逐下,被不斷的天價了,充滿了大量的水分,行情被嚴重透支了。在價格被虛高的同時,還存在著渾水摸魚、真假混雜的情況,一些拍賣公司利用買家對乾隆瓷的陌生和好奇,上拍一些似是而非的冒牌貨,甚至乾脆拿一些仿造的贗品來充數。

  筆者以為,當前市場上這股“乾隆瓷追逐熱”和“天價風”表現出很大的盲目性。不可否認乾隆朝瓷器確有其獨特之處,有些品種如“琺瑯彩”等確實畫工精美,工藝高超,不惜工本,但也並不是所有乾隆瓷器都值得去大力追捧,一些品種不乏豔俗和匠氣,應該區別對待。那種凡乾隆瓷就動輒天價的市場行為既是不理智的,也是不足取的。當下,如何扭轉改變人們對乾隆瓷的片面認識和誤區,是比較迫切的一件事情,市場對乾隆瓷的狂熱追捧有必要歇一歇了。

  (作者為藝術市場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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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chanhe » 週六 12月 2日, 2017年 6:19 pm

書畫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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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chanhe » 週三 12月 27日, 2017年 5:09 pm

王瓚緒和齊白石價值10個億的友誼為何說翻就翻

來源: 大收藏家

  原標題:王瓚緒,他和齊白石價值10個億的友誼為何說翻就翻?

  12月17日晚的北京保利十二周年秋季拍賣會上,齊白石的一套《山水十二條屏》以4.5億元起拍,9.315億元成交的價格被推上了風口浪尖,這意味著中國藝術品拍賣成交價最高紀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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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山水十二條屏》
  現藏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此套條屏自署標題的共有七幅,即《清風萬裏》、《岱廟圖》、《借山吟館圖》、《綠天野屋》、《荷亭清暑》、《一白高天下》、《雨後雲山》;未署標題的有五幅,根據題跋、內容可命名為《斜陽水渚》、《飛鳥暮歸》、《月圓石壽》、《木葉泉聲》以及《夢遊渝城》。

  三峽博物館所藏十二條屏與保利展出的十二條屏有什麼區別呢?工作人員說,保利拍賣的《山水十二條屏》繪於齊白石的風格轉型期,而三峽博物館館藏的這套《山水十二條屏》成於1932年,正是齊白石衰年變法後畫風和技法非常成熟的時期,這也是齊白石藝術價值的最高體現,成為了“傳說中的《山水十二條屏》”。齊白石的山水畫存世數量並不如花鳥畫,而實際上他的山水畫在他全部的創作中佔據著重要的分量,是理解齊白石一生藝術歷程、創作與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像三峽博物館所藏的齊白石《四季山水屏》如此精心細作的大尺幅十二條屏,在齊白石傳世山水中至為罕見,被譽為齊白石山水中的最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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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瓚緒和齊白石

  在畫屏中,齊白石對他和王瓚緒的關係做了說明。《夢遊渝城》上,齊白石留下了這樣一首詩:“毋忘尺素倦紅鱗,一諾應酬知己恩。昨夜夢中偏識道,布衣長揖見將軍。夢遊渝城詩,將軍謂治園君。治園將軍一笑,白石草衣齊璜”。詩中的“治園將軍”就是王纘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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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遊渝城》 王瓚緒舊藏

  齊白石在四川的經歷,是他藝術生涯中不可缺少的一段。他和王瓚緒之間的交情,也是段不能不說的故事。

  四川軍閥,軍政皆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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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纘緒(1885~1960年)

  王纘緒,字治易,號庢園居士。1885年農曆五月初九生於四川省西充縣觀音鄉大磉磴村。幼年曾受業於舉人,考取秀才。王纘緒是職業軍人,又數次從政。他一生熱心教育,喜好書法、詩詞和收藏。

  1908年,王纘緒考入四川弁目學堂。畢業後任新軍第十七鎮第三十三混成協隊官,參加辛亥革命。1912年任營長。1916年任川軍劉湘部團長。後來調任劉湘第二軍第9師楊森屬下。他總覺得槍桿子太少,難成大器,拼命擴大武裝,不料欲速則不達,1921年被革去團長專任永寧道道尹。

  王纘緒從一些軍閥、政客一起瓜分川漢鐵路的借款分髒中得到銀幣10萬元,便丟下道尹,攜款到漢口賄賂湖北督軍蕭耀南的門衙。買得漢陽步槍2,400枝,重機槍6挺和一批子彈,運到夔府(今奉節縣)。他派員四出,廣招兵馬。川鄂邊界農民踴躍入夥,很快彙集近3000人,建立了2個團1個營,這就是他自稱的“夔府成軍”。

  1920年川滇大戰爆發,劉湘為鼓勵楊森脫離滇軍,將所部王纘緒團劃歸楊森。楊任川軍第九師師長,王纘緒為該師十八旅旅長,兼任川南道尹。這是王第一次從政,他“興農田、水利、築路、改良監獄、獎勵留學”;聘請盧作孚為川南道尹公署第三科(教育)科長,創辦通俗教育會,推行新文化運動;對川南師範學校進行改革,聘惲代英到校任教,並親自印發惲代英編著《政治學概論》等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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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纘緒 行書《西安事變紀事詩》

  1938年,8月1日,行政院召開第374次會,任命王纘緒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50年後,他歷任川西文物委員會副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四川省文史館館員等職。

  除了軍事、政治外,王瓚緒在教育方面也很有遠見卓識。1933年2月,王纘緒創辦的重慶巴蜀學校正式開學。他自任董事長,實施一系列具有遠見卓識的現代辦學主張。在極其貧窮而又戰火頻仍的環境中自主辦學,註定是要遭受無數磨難。據史料記載:“巴蜀學校自開辦18年以來,學校所有經費完全由校董事長王纘緒一人承擔,除去支付現金之外,他將新建的臨街鋪面37套房屋長期出租以供養學校正常開支。”

  交好齊白石,然而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王纘緒個人最大愛好即書法、詩詞和收藏。早年曾加入上海海上亭雲書畫社,有部分詩詞、題字傳世(資中永慶寺牌匾“令我見佛”、資中銀山鎮題“古銀山縣”、重慶巴蜀學校“誘誨堂”、“棫園”等)。他與文化名人交往甚密,除齊白石外,還有梁漱溟、黃賓虹、黃炎培等。王說話幽默風趣,外號“笑和尚”。他“私德尚好,煙酒賭均不來,自奉亦簡”。在征戰南北之閒暇時他收藏有唐人《妙法蓮花經》卷、宋拓《韓琦墓誌》、宋人院畫冊頁、元人《仙山樓閣圖》扇面、冒辟疆《草書詩文》軸、徐渭《草書詩文》軸、王鐸《草書詩文》軸、傅山《草書詩文》軸、藍瑛《疏林遠岫圖》軸、李複堂《秋葵圖》軸、羅聘《研山圖》卷等等歷代名家畫作。

  王纘緒將軍與齊白石先生的交往始於1931年,最初是王將軍托在京友人向齊白石求印求畫,彼此通信成萬裏神交。寫於1931年夏的《紫雪垂空》,是目前所見王纘緒將軍收藏齊白石先生最早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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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紫雪垂空圖》 王瓚緒舊藏

  後來齊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一書中也曾提到“四川有個姓王的軍人,托他住在北平的同鄉,常來請我刻印,因此同他通過幾回信,成了千裏神交。春初,寄來快信,說:蜀中風景秀麗,物產豐富,不可不去玩玩。接著又來電報,歡迎我去。”

  其時,王纘緒任國民革命軍二十一軍第二師師長兼四川鹽運使,駐守重慶。《夢遊渝城》詩收錄入《白石詩草》,序曰:“王君治園與餘不相識,以書招遊重慶,餘諾之。忽因時變,未往。逐為萬裏神交。強自食言前約,故夢裏獨見荊州。”

  之後二人書信往來不絕,王纘緒還贈送侍女一名以為白石老人“磨墨理紙”。於是,1932年7月,齊白石便贈送《山水十二條屏》以報王纘緒。在1932年8月13日齊白石致姚石倩的信中稱:“……昨由北平寄上四尺整紙中堂幅十又二幅(七月十九日寄行),此聊報王將軍一賜千金,磨墨小婢二事。”1933年齊白石三子齊良琨到四川,為王纘緒帶來手拓印譜四冊。直到1936年齊白石終於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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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齊白石、王纘緒等在四川藝術專科合影

  1936年,齊白石入蜀,是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女子,繼室胡寶珠女士。寶珠在1919年嫁入齊家為側室(1941年扶正),為齊白石生育四子四女,更對他的藝術生活深具影響。寶珠是四川人,齊白石在蜀地時,多數時間都借居在時任川省主席的王纘緒的成都公館“治園” 中,而齊之入蜀與愛妻思鄉則不無關係。

  齊白石在1940年以前,為王纘緒繪製了多件精品佳作,而王用於書畫收藏及重要的個人印鑒均出自齊手,但不知何事使二人突然交惡,不再往來。齊白石甚至在1941年《蜀遊雜記》中提到:“辛巳冬十月十又八日因憶在成都時有一門客,日久忘其姓名,翻閱此日記,始愧,虛走四川一回,無詩無畫,恐後人見之笑倒也,故記數字。後人知翁者,翁必有不樂之事,興趣毫無以至此。“明擺著刻意抹去與王纘緒有關的任何資訊,二人“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了!

  1946年9月9日,中秋前一日,白石老人又翻閱了一次《蜀遊雜記》,面對十年前的往事,齊白石揮筆寫道:“丙戌秋,明日中秋,偶撿舊書,見此本子,也伴我曆遊四川,仍作記事用。老年人善忘,有一小事,必須記之。八十六歲。”

  到底是何“小事”讓白石老人十年後依然無法忘懷?

  漸行漸遠,到底為何?

  關於二者關係,因為王纘緒的軍閥身份和齊白石平民畫家之間,人們極易想像出“巧取豪奪”或“附庸風雅”等辭彙,於是衍生出一些民間說法。有四川省文物專家對此有研究論證,他們認為:

  第一,王纘緒看重齊白石藝術成就,獨眼識慧(包括對待陳子莊),不惜重金且連續數年不間斷購買其畫、印。齊白石為王纘緒作畫乃求購而非贈送;齊白石對王亦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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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印章 (三方)

  印文:△家在圭峰故里
  △行年半百
  △半山後人
  1931年刻 1936年刻

  1931年齊白石先生曾為王先生刻“家在圭峰故里”印,有邊款:“治園將軍萬裏索刻於餘,知己之恩,以老眼之技,不足為報。將軍必曰:‘齊璜何客氣也?’餘曰:‘世人皆罵,君獨稱之;世人欲殺,君能憐之,一技豈能酬答耶?’辛未夏,齊璜並記於舊京。”這段話最能夠證明齊白石與王建立的是買賣關係,而且是在其低谷時期開始購買。

  齊白石潤格從來明碼實價。1920年寫的告白:“賣畫不論交情,君子有恥,請照潤格出錢。”“白求及短減潤金,賒欠、退還、交換,諸君從此諒之,不必見面,恐觸惡急。餘不求人介紹,有必欲介紹者,勿望酬謝……無論何人,潤金先收。”把如此嚴苛的字句寫入潤格,在歷來潤格文字中是少見的。
  1931年齊白石自寫(齊白石賣畫及篆刻規格),明示:“畫刻日不暇給,病倦交加,故將潤格增加。”“花卉:條幅2尺10元,三尺15元,四尺20元(以上一尺寬),五尺30元,六尺45元,八尺72元(以上整紙對開)。中堂幅加倍,橫幅不畫。冊頁:八尺內每頁6元,1尺內八元。扇面:寬二尺者10元,一尺五寸內八元……凡畫不題跋,題上款加10元。刻印:每字4元,名印與號印一白一朱,餘印不刻。朱文字以三分、四分大為度,字小不刻……石側刻題跋及年月,每十字加4元,刻上款加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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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筆蝦蟹圖軸》

  圖中繪池塘一角,茨菰數叢,有魚(2條)、蝦(5只)、蟹(4只)遊戲其中。

  畫面右上側題行書款一行:“甫澄先生主席屬。齊璜畫於治園精室。”

  款尾鈐朱文方印“白石”。

  1931年,齊白石的藝術進入盛期,作品水準有了質的飛躍,提高潤格理所當然。但提了畫價,並不比相應的北京畫家高。同是1931年的潤格,蕭謙中屏堂每方尺12元(比白石高一倍),扇面每件14元,(高出白石4元)。周養庵三尺以內條幅16元,四尺以內20元(略高出白石),扇面、冊頁每件6元(與白石相同或略低)。蕭、周年齡比白石小,在當時名聲略相近。當時齊白石的畫幾乎緊張,他把收入看得很重,對錢畫交易的規矩把得很嚴,但在畫價上卻持低姿態。於是才有齊白石先生“世人皆罵,君獨稱之;世人欲殺,君能憐之”的感慨。

  第二,因王纘緒未兌現予齊白石3000元承諾而產生間隙。

  成都民間流行的說法,齊白石與王纘緒因為金錢發生了衝突。白石老人認為:“半年光陰,曾許贈之3000元,不與,可謂不成君子矣。”1936年9月21日齊白石致弟子姚石倩書信說:“予已與中英弟有約每月來函一次。無論老年人答與不答,只要知弟子平安。成都治亂,已免懸懸。此次予之出成都,大有容人之失信食言,倘執吾弟代王纘緒許贈三千之函說話,纘緒騙人三千元,吾弟從中難矣,吾愛吾弟,故一擲千金,足見君子與小人也。方鶴老、曾默躬如相見,代稱名問安。”

  姚石倩是王纘緒的幕僚,不具有經濟上的決定權,不可能代王纘緒許贈三千元。而王纘緒也不缺這三千元。為什麼王纘緒決定贈送齊白石三千元?贈送金額確定的標準是什麼?由誰確定?以何種方式支付?沒有任何史料可以佐證。相反,王纘緒對知識份子、對文化人的尊重,卻有不少記載。
  第三,因拒絕鑒賞而產生矛盾。而實際上王纘緒收藏的書畫,齊白石未出具任何書面鑒定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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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白石見”印

  壽山石 3.6cm×2.6cm

  四川博物院典藏部林玉女士和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保管部江潔女士查詢藏品資料後告知,王纘緒藏品中沒有發現齊白石題跋。但王纘緒在其收藏的古書畫上廣泛使用了齊白石刻制的收藏印,如四川博物院藏《項聖謨山水人物圖冊》就鈐有齊白石為王纘緒制印多方,如“治園眼福”、“治園所藏”、“治園心賞”、“王纘緒印”、“王治易”等印。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趙之謙花卉圖扇面》上鈐有“治園心賞”。在戴山青編《齊白石篆刻作品選》收錄有多方齊白石為王纘緒製作的收藏印,如“治園暫有”、“治園考藏”、“治園鑒藏”、“治園藏書”等。這些印章都是1931年至1936年,齊白石應王纘緒之邀刻制的一部分。

  第四,王纘緒從未表示對齊白石不滿(交惡系雙方),相反於1949年2月王親口向記者說“齊白石先生的畫是我平生所最珍愛”。但是,1936年齊白石返京到1946年《遊蜀雜記》出現劃掉字跡,可以說明二人關係開始疏遠,而王對齊疏於問候的確有可能發生,因為1937年至1946年處於抗戰時期,從軍長、集團軍總司令、四川省主席等要職任上,佔據其全部時間和精力。

  多方因素,加之白石老人生性多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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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4月,“齊白石繪畫展覽會”

  對書畫作品真偽的不同認識不是造成齊白石、王纘緒關係破裂的主要矛盾,而是書畫鑒定活動為他人提供了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破裂的真正原因,或許可以從1936年成都的文化生態和藝術家齊白石的個性來考慮。

  1936年雖然已是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但四川的混戰並沒有結束,蔣介石與劉湘、劉湘與劉文輝……各種政治勢力都在做最大的努力。與政治鬥爭相配合的文化藝術也是風起雲湧,變化無常。一方面是幾千年封建專制被推翻,迎來思想上的大解放。華西協和大學和四川藝術專科學校的創辦,使得西方現代的文化藝術觀念逐漸為人知曉,先後湧現出巴金、郭沫若、李劼人、張大千等一批川籍藝術家。另一方面,從古老的封建農耕社會向近代民主的工商社會過渡需要一個過程,加之成都“五老七賢”對傳統文化的提倡,儒家經典著作仍是城市富裕人家的必修功課,以四王為代表的正統繪畫在成都仍然很有市場。在一些出身高貴、以正統自居的人看來,新派畫家齊白石就是野狐禪,與傳統禮教格格不入,這種看法不僅在四川有,在北平、上海也有。而齊白石的到來必然會打破四川書畫界、收藏界原有的平衡,影響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個別人借機挑撥,製造事端,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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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齊白石為王瓚緒作 《 鍾馗搔背圖》

  題詩曰:“這裏也不是,那裏也不是,縱有麻姑爪,焉知著何處?各自有皮膚,哪能入我腸肚!”

  齊白石經歷了晚清、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他的思想、情感和行為隨著時代的推移不斷發展變化,但他鄉村生活形成的諸多習性並未隨著藝術上的成功而改變,他勇敢又膽小、熱情又多疑,一生勤勞多產但又非常節儉,甚至被人誤認吝嗇。他渴望精英認同但又討厭無謂應酬,常常閉門作畫,被北京畫壇稱為“西城三怪”。

  到成都後的齊白石並未融入休閒之都的歡愉之中,依然保持屬於自己的生活方式,閉門作畫,基本上不參加應酬。一些仰慕者登門拜訪,因無人介紹,常吃閉門羹,這些都讓一些當地人十分不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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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齊白石為王瓚緒作 《紅梅圖》

  另一方面就是齊白石非常自信、敏感、多疑,由於不常出門,很容易輕信別人的傳言,如果有人挑撥,難免發生誤會。此類事件不止發生過一次,齊白石的好友王森然就曾被誤會過。對於多疑這一缺點,白石老人是有清醒認識,在成都時特意刻“吾狐也”印提醒自己,邊款特有意思:“吾生性多疑,是吾所短,刊此自嘲。丙子五月時客成都之治園。”對於王纘緒,他還是非常熱情,先後給王纘緒繪製了《鍾馗搔背圖》、《紅梅圖》等,這些作品都繪製精美,尺幅巨大,是齊白石的書畫精品,可見他對朋友的真誠。但如果發生誤會,他心裏又是非常不悅,只是由於邀請者是軍閥,加之又住在成都治園(王纘緒公館),只能回到北平後在日記上發洩自己的憤怒,塗抹掉關於這個人的一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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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蜀遊雜記》5月28日

  在齊白石《蜀遊雜記》上我們可以看到多處塗抹痕跡,根據當時的新聞報導、存世作品,我們可以確定其中一部分涉及王纘緒,比如5月28日《蜀遊雜記》。齊白石有意把他抵達成都後的住處用墨筆塗掉,但在成都《新新新聞》上卻有二則新聞提及齊白石在成都的住處,從報導中我們知道5月28日齊白石到成都後下榻王纘緒軍長私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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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蜀遊雜記》第3頁

  又如《蜀遊雜記》有詩:“從來生女勝生男,卅載何須淚不幹。好寫墓碑胡母字,千秋名跡借方三。謂方鶴叟,名旭。”末句“千秋名跡借方三”的“借”字下方有墨筆塗改痕跡,“方”字是後補。同時其下注釋“謂”字後也被塗抹掉,改寫為“方鶴叟,名旭”。此詩眾說紛紜,但齊良遲藏《蛙聲十裏圖》則保存了詩作原來面貌。該作品創作於1936年,是齊白石為妻子胡寶珠繪,畫面右側題有行書款三行,曰:“卅載何須淚不幹,從來生女勝生男。好寫墓碑胡母字,千秋名跡借王三。王三,王纘緒軍長也。寶妹之屬,時居治園清宅。白石並題贈詩。”原來齊白石將“王三”改成“方三”,將“王纘緒軍長也”改為“方鶴叟,名旭”。王三是王纘緒的簡稱,齊白石曾與王纘緒結拜兄弟,按照年齡排序,王纘緒排行第三,在《《岱廟圖》(四川博物院藏)中白石就稱其為“治園三弟”。1936年王纘緒任第四十四軍軍長兼四川第六路剿匪總指揮,故白石詩自注稱其為“王纘緒軍長”。

  從塗抹的那一刻,曾經的摯友變成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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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聲十裏圖》 齊良遲舊藏

  白石作品散出,變相在西南推廣

  但是,世間都知道王纘緒是齊白石畫作大藏家,為什麼現存重慶三峽博物館僅《十二山水條屏》一件藏品?

  報載:“1949年2月8日,王纘緒在家宴請摯友,宴客的地方是在他家後院洋樓下,客堂裏掛上齊白石的山水屏條四張,又花鳥四張,當中壁上大幅紫藤一張。大廳裏面兩邊白壁上分左右共掛上大幅山水十張,也是齊白石畫的。來客疑心王將軍是在待客之際開齊白石畫展呢!大家在主人殷勤款待下,慢慢地吃著喝著。席間無所不談,到杯盞狼藉之後,好像大家都有話要說,主人也希望客人多坐一會兒,於是又你一句我一句,對於當前的時局都非常苦悶,因而更打開了王將軍的話匣子。他把他在抗戰勝利後向中央當局關於內政、外交、軍事、經濟諸大端建議是如何的,他失望得很,因為他所建議的,當局只是點頭稱好,而從未實行一件。鬧到今天這個樣子,他除了感概外,更加悲憤。

  當談到他收藏畫甚多時,他乾脆得很,他說這件事很不容易,他在二十四年(1935年)以前,他還隨時買假古董。最後他對大家說:齊白石先生的畫是我平生所最珍愛的,在座諸公,如果你們也高興他的畫,除了這十大山水留著,作我的紀念外,其餘外面的,你們可以每人取走一張。大家都充滿驚喜的心情,一轉眼間,王將軍早已將取畫的木叉拿在手中,問大家愛那張取那張,並聲明確系誠意並非玩笑。於是劉自新(成都“四川同昌行”創始人,曾捐獻抗戰和慈善)心厚得很,要了齊白石四張山水畫,有的要了一張,而心厚的要兩張,外面室裏的畫光了,他說還有,又引大家到別一間室裏大取特取,於是大家都得了這現困北平八十九歲的老頭子的名貴畫了”。

  時隔70年後,那張大幅紫藤畫,成為2008年北京永樂國際拍賣公司的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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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大士像》王瓚緒舊藏
  再有2005年北京榮寶春季拍賣會上,估價180萬至280萬的齊白石《觀音大士像》,是其最精的一件佛釋畫作。該畫作於1935年,是齊白石為王纘緒五十大壽所作,有“纘緒長壽”一印。

  關於王纘緒與齊白石的交往,可以確定的是王纘緒是把齊白石的繪畫、篆刻藝術引入四川的重要人物,促進了齊白石藝術在西南地區的流傳推廣,歷史意義非同小可。

  一代儒將,甘心捐盡藏品

  1949年蔣介石離開成都飛臺時,曾派蔣經國、俞濟時到王纘緒家中,囑其同飛臺灣。王纘緒並沒有聽從蔣的安排,堅持不去。當時王纘緒的長女王澤瑜在香港,知其父極其珍愛自己的收藏,電告“速攜物去港”,他同樣沒有採納。他說:“不要把我說得那麼孬,這些文物我無論如何都不會帶出國,最後落入洋人手中。”

  1951年6月,王纘緒先生在成都把他畢生收藏悉數捐贈給川西人民博物館(四川博物院前身);同年,西南博物院(重慶三峽博物院前身)成立,一部分捐贈藏品(主要字畫、碑帖、拓片、圖冊等)由成都運至重慶,交西南博物院收藏,其餘留成都川西人民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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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院畫小品冊》 王瓚緒舊藏

  現藏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據統計,現存四川博物院王纘緒先生捐贈的私人印章100枚,主要為齊白石、曾默躬、姚石倩等刻制。現存重慶三峽博物館王纘緒先生捐贈的歷代珍貴書畫達395件(套)。其中,被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44件,二級文物96件,另有古籍圖書360餘種,拓片、印譜等230餘種。齊白石的“山水十二條屏”即為捐贈藏品之一。

  1957年6月,反右派運動開始。王的故舊、好友多人被劃為右派,如臺盟中央主席謝雪紅,起義將領龍雲,民盟中央章乃器、羅隆基,民主人士鮮英,就連曾動員王起義的中共黨員、四川省參事室主任高興亞也被打成右派。這些現實在王的思想上引起極大震動,最終他作出選擇——離境出走。11月15日晚9時,王在深圳邊境被捕,隨身攜帶有他親筆書寫的30本(約52萬字)日記,以及51份刊登反右派運動報紙。此後,王被拘押在成都文廟後街省公安廳內,未對他作任何判決,直至1960年11月在四川省醫院病逝。

  “民國兒女多奇志,精彩勝過看電視”,話雖調侃,但細想一下,卻也不算言過其實。民國名人們自然也是各個性格鮮活、命運跌宕,留待我們唏噓感懷。

  參考資料:
  李晟,《9.315億!齊白石<山水十二條屏> 拍出中國藝術品最高價 在三峽博物館還有一套 》,2017年
  張玉丹、劉振宇,《齊白石與軍閥王纘緒交惡內幕:從摯友到路人》,2014年
  董良彥,《王纘緒與齊白石:友誼之船說翻就翻》,2016年
  王鳳爾,《王纘緒先生之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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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香港中國書畫藏友會

文章chanhe » 週二 1月 16日, 2018年 2:11 pm

流失國外博物館的中國瓷器之法國吉美博物館藏

法國吉美博物館實質上為盧浮宮的亞洲部。該館收藏中國珍貴文物之多,全世界博物館無出其右,其中中國歷代陶瓷器1.2萬餘件,居海外博物館中國瓷器收藏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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繭形雙耳瓶 仰紹文化半坡時期

  吉美館藏瓷器從中國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個朝代各大名窯的名品應有盡有,且多為精品,幾乎組成了中國瓷器的整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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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箏陶俑 彩色陶 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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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馬 東漢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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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駝及牽駱駝的人 晚唐時期 彩繪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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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髻仕女傭 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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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花雙首鳳頭壺 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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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龍紋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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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虎型枕 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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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地琉璃白釉梅瓶 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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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牛像 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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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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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香港中國書畫藏友會

文章chanhe » 週二 1月 16日, 2018年 2:17 pm

中國寶貝是如何到美國各大博物館的

  自鴉片戰爭爆發以來,
  美國的考古學家、收藏家及尋寶者
  開始向遙遠的中國看去,
  他們長達一個世紀的大搜尋,
  為美國各大博物館添置了大批中國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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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克曼在河南洛陽文物市場(1932)

  當你走進這些博物館,
  看到琳琅滿目的中國瑰寶時,
  除了痛惜和氣憤之外,
  是否想知道他們
  如何獲得中國文物的?
  下麵就列出美國三家博物館,
  瞭解下他們的尋寶之路。

卡爾?梅耶和莎朗?布萊賽克所著的

  《中國收藏者:美國人對亞洲藝術的世紀尋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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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美術博物館

  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是最令
  當地市民引以為傲的文化碩果之一。
  該館於1876年落成,
  1909年遷到現址,
  其亞洲藝術部以中國各類文物最為豐富,
  共有10個中國文物陳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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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中國文物陳列室

  中國藝術品的搜集當然要歸功於該館
  的東方美術研究專家菲諾羅沙,
  及日本學者岡倉覺三等人。
  以館藏中國佛教造像而論,
  多尊雕刻為岡倉覺三指使代理人
  早崎梗吉來我國中原劫掠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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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倉覺三

  1893年,早崎梗吉氏與日本學者
  岡倉覺三遊歷陝西,
  發現西安寶慶寺佛殿磚壁華塔之上
  所嵌精美的唐武後七寶臺佛像,
  驚羨不已,便決定竊取。
  他威逼利誘寶慶寺主管,
  於1902年前後,
  將25件造像盜購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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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慶寺華塔為六角七層 造像的施造多與女皇武則天有關

  這批國寶造像最後運抵日本,
  19件為細川家族所有,
  2件歸原氏家族,
  另外4件輾轉到美國,
  其中一件就藏於波士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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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寶慶寺舊藏唐代七寶臺十一面觀音像之一波士頓美術博物館藏

  早崎於1903年造訪洛陽白馬寺時,
  親眼目睹了寺中挖北魏造像,
  他們屢次想購買未果,
  但不久此雕像便在白馬寺消失了。
  岡倉去世前此坐像曾現於巴黎。
  後被哈佛大學藝術史家羅斯收藏,
  最後羅斯將石像捐贈波士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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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造像

  早崎梗吉為波士頓美術館貢獻最大
  還是下麵這件隋代觀音菩薩立像,
  他於1909年在西安古寺覓得,
  運至美國後,
  被該館列為鎮館之寶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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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彩繪石雕菩薩立像

  除了這些,最值得該館炫耀的還
  有200幅的宋元繪畫真跡,
  雖說數量不抵其他館多,
  但是件件都是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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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局部

  此幅作品為閻立本傳世代表作,
  全卷共繪有漢至隋十三位帝王畫像。
  它是中國早期人物卷軸畫罕見真跡,
  經歷代公、私遞藏,
  於1929年在日本展出,
  1931年被美國人購買,
  捐贈給波士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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搗練圖》 唐 張萱

  《搗練圖》原屬圓明園收藏,
  說到這你就能想像它的下場了,
  沒錯1860年“火燒圓明園”後,
  被掠奪到美國,
  最後落入到波士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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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五色鸚鵡圖》是瑪利亞基金會,
  1933年從日本畫商富田幸次郎處購買
  入藏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
  此畫是宋徽宗作品中上等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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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林庭珪、周季常《五百羅漢圖·應身觀音》

  波士頓美術館珍藏多幅宋元羅漢作品,
  其中以南宋林庭珪、
  周季常的《五百羅漢圖》最著名。
  此套羅漢圖共計100幅,
  歐美國家文博機構有其中12幅,
  而波士頓就獨有10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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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林庭珪、周季常《五百羅漢圖·洞中入定》
  這批羅漢圖由日僧請入
  幾經輾轉入藏日本京都大德寺的,
  後來由於入不敷出便赴美求售,
  經波士頓美術館部長菲諾羅沙協助,
  才得以公開購入10幅,
  正是這次收藏的佛畫才最終
  奠定了該館高古繪畫收藏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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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畫商是最早到中國搜集古畫的國家,
  從上面波士頓美術館獲得中國畫的途徑看,
  他們早期呈現出對日本管道資源,
  及日本鑒藏家傳統的依賴。
  尤其是岡倉覺三擔任亞洲藝術研究員,
  為波士頓的佛像、書畫搜集貢獻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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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
  該館隸屬於世界聞名的哈佛大學,
  他不只是一所博物館,
  還是一所培養訓練盜掠
  他國文物人才的學校。
  比如他們的課程常是:
  “如何說服外國政府簽訂發掘所在國
  古代遺址和古墓葬的合同”;
  “詳細瞭解在美國和世界各地
  有哪些古董商,熟知他們的姓名、
  地址和經營範圍,
  掌握與古董商打交道的手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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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早的博物館學教育家保羅?薩克斯於1944年在哈佛的福格博物館為嚴選的幾名學員教授其著名的博物館學課程
  福格博物館這套專業的課程,
  是在實戰中總結來的,
  該館的東方部主任華爾納,
  早在1923年曾以考古的名義,
  來到中國盜走了大批珍貴的敦煌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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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學者蘭登·華爾納在中國
  這位哈佛藝術史學者,
  早在1909年就對中國
  龍門石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他於1923年來到中國時,
  目的本是要“拯救”龍門石窟的石像。
  然而因為時局混亂,
  他才只好轉身去了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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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華爾納雇傭當地的農民從敦煌石窟內鑿下的佛像
  1924年1月華爾納來到敦煌莫高窟,
  當時藏經洞中的遺物已被瓜分得精光,
  他不甘心一無所獲,
  於是又找到看管莫高窟的王道士,
  給了一些禮物之後,
  才同意他揭取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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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管莫高窟的王道士
  他用侵潤了膠水的布匹覆蓋在壁畫上
  剝離了一批圖像,
  從技術上說,
  華爾納的剝離方法是失敗的,
  殘片大半圖像不清,
  補筆補彩部分也不少,
  極大地破壞了敦煌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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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323窟佛教史跡畫:八人乘船運送一尊佛像哈佛福格藝術博物館藏
  華爾納盜竊、破壞的壁畫,
  大部分為敦煌藝術中最優秀的作品,
  據專家統計,
  他剝離壁畫面積共達32006平方公分,
  對這種不光彩的行為,
  他卻不以為然的認為:
  “如果說我們會因購買這些殘片而遭到譴責,那麼之後我們在修復和重組它們時所付出的努力必將讓人禁聲,在(當時的)中國,可能沒有人為這些文物做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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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彩塑供養菩薩像 美國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藏
  除了盜取壁畫,
  他還花了70兩銀子從王道士處
  得到了328窟盛唐的彩塑供養菩薩像,
  在莫高窟可以清晰看到石像空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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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福格藝術博物館傳授的一套教學,
  也試用於其他各大博物館
  對東方藝術品的搜尋,
  大都會博物館利用古董商
  獲得了不少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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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會博物館中國館的古典庭院
  大都會共有中國藝術品1.2萬件,
  其中的中國文物都是罕見絕無僅有的精品,
  除了起初靠藏家的捐贈之外,
  他們開始有目的到中國搜尋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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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開森
  他們聘請了在長期生活、工作在中國的
  美國人福開森做代理人,
  他與中國鑒定家、古董商交往密切,
  自己也收藏了大量的中國文物,
  對大都會最大的貢獻
  就是收購了西周一套青銅禮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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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批舉世聞名的青銅器,
  曾為清末大臣端方所藏,
  他去世後,家道中落,
  後人決定出售,
  福開森得知後從中交涉,
  最終花費重金購買了這套珍貴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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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年代初,
  剛到大都會出任遠東部主任的普艾倫,
  來到龍門石窟看到北魏皇帝禮佛圖,
  便被它的精美絕倫所震撼,
  於是就找到專做外商生意的嶽琳,
  交付了一萬四千元後,
  嶽到龍門將其鑿下,
  賣給了大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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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韓幹 《照夜白圖》
  上世紀70年代大都會發現中國書畫
  是博物館收藏的弱項,
  於是負責人決定注重收藏中國書畫,
  當時大收藏家王季遷早已移居美國,
  大都會便從他那收購了大批宋元書畫。
  其中包括名畫《照夜白》、《夏山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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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屈鼎《夏山圖》卷
  美國各大博物館搜尋
  中國文物的故事還有很多,
  他們的途徑複雜而多樣,
  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①藝術史學者親自前往中國非法盜取;
  ②聘請代理人搜集、劫掠中國文物;
  ③從古董商處購買中國藝術品;
  ④美國收藏家的捐贈。
  那麼對於他們搜刮中國文物的行為,
  到底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掠奪,
  還是在戰火中為保存藝術品作出貢獻?
  是至今一直爭論不休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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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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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chanhe » 週五 1月 19日, 2018年 11:09 pm

書畫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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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chanhe » 週六 1月 20日, 2018年 12:10 am

著名收藏家 香港僑福集團主席黃建華逝世
2017年12月03日 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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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日上午,香港僑福集團主席、著名收藏家、僑福芳草地之父黃建華先生突然離世。

  一頭銀白飄逸的長髮是黃建華典型的標誌,即便在人群中,面色紅潤、身材魁梧的他也很容易被人找出來。作為地產大亨的黃建華的另一個身份是藝術收藏家,收藏數不清的當代藝術作品以及45件達利作品、14萬瓶紅酒、70多件石窟佛像、40多件青銅器等等…
  一直以來,這位藏家給人的印象是:不羈的“頑童”,在收藏上也是涉獵廣泛。從2013年3月24日舉辦王魯炎“圖·寓言”個展以來,僑福芳草地展覽館舉辦了多場展覽,其中包括多場以黃建華個人收藏為主題的展覽。近兩年來,其展覽館舉辦了多場義大利當代藝術收藏展,而這些作品也有許多為黃建華所收藏。

  黃建華對藝術的熱愛不止於收藏,還包括對藝術的推廣,尤其近些年來對年輕藝術家的支持。其所引領的芳草地藝術版圖不止於北京,還開設了包括:香港、臺灣、上海等地的空間,並舉辦多場展覽,推動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這位藝術頑童曾表明了自己與別人不同的收藏理念:“我只買我自己喜歡的,而喜歡的不一定是最貴的。當然我也希望花幾個億買一張畢加索的,但是我覺得這幾個億可能我能買更多的別的藝術家的作品,我關注的角度和別的人不太一樣。”

  不僅收的多,黃建華更願意將自己的收藏拿出來分享。在北京的僑福芳草地中心商場裏,到處都陳列著黃建華收藏的作品,將藝術品與商場的結合在國內做成了一個值得許多同行借鑒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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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chanhe » 週六 1月 20日, 2018年 12:12 am

1億元的王蒙和2億元的傅抱石 誰更有想像力
2017年12月04日 16:39

  文/華剛兄
  今年秋拍,億元天價的拍賣記錄閃現、紮堆。最近就出了個1億元王蒙和2億元傅抱石,另還有一個2億元的趙無極。這些億元拍賣事件,都發生在香港,真無愧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高端地位。

  趙無極的油畫作品賣的很火,相信他的市場運作已經成熟,1個億不在話下,而就王蒙和傅抱石而言,它們的市場也同樣有很成熟的機制。如今的億元價格,其實不算什麼太驚豔的話題。不過就這兩幅拍品,我還是想聊一聊。

  王蒙是中國元代畫家中的超級“文二代”。他外祖父為趙孟頫,外祖母為管道升,舅父趙雍、趙奕,父親王國器都是文化大家,詩書畫皆聞名當時。王蒙有了父輩們的“背書”,自然很輕鬆成為文壇鉅子,他的聲名來源跟他的先輩趙孟頫一樣,都有家族的影子。王蒙和其餘三位道友倪瓚、黃公望、吳鎮一起,組成了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元四家”。

  “元四家”是中國美術史上的一個標誌性流派,四位畫家在中國畫壇上的聲名遐邇自不必多言說,他們的作品開闢了一個“文人畫”的時代風氣。譬如我們說起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就知道他們流傳至今的畫作有多顯赫。他們的作品存世非常少,大多藏於世界各大博物館內,能在市場上見到一件“元四家”的畫作,那肯定是引發天價的存在。王蒙的畫作,據說在全世界不過10多件,罕見到你無法想像,能在市場上流通的王蒙,絕對是引人遐想的存在,2013年前成交價為4億的《稚川移居圖》,正是絕無僅有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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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扛鼎之作《稚川移居圖》(成交價4億元)立軸 設色紙本 成交價4.025億元
  這次拍賣成交價為1.5億的王蒙《泉聲松韻圖》流傳實在太有序了,有序到讓大家認為是真跡。羅振玉手題軸首:“石渠藏黃鶴山樵作泉聲松韻圖真跡”。王蒙本人自題:“黃鶴山中人王蒙為子文廣文寫”,旁邊還有王蒙同時代好友沈度、張羽、張緯和周翥等詩文題記,及乾隆皇帝的御筆題詩。該畫原清宮乾隆舊藏,後為王時敏、嶽雪樓(孔繼勳、孔廣陶父子)繼藏;近代流傳至日本,藏家山本悌二郎、長尾欽彌遞藏。可謂文記詳實、傳承有序。觀畫作,全畫施以墨繪,畫中的山石林木刻畫工細,山石勾勒用披麻皴、折帶皴夾少量點苔,遠山用淡墨暈染,樹石水紋皆幹筆焦墨,皴然處多現乾枯狀,反顯疏曠松圓,無王蒙獨有的“緊密感”和“壓迫感”。即便為畫家變筆之作,在大體畫法上不至於偏軌,且其中題款“黃鶴山中人”,跟王蒙慣用的“黃鶴山人”不同,這一變稱讓人不解。該畫作尺幅很小,約為兩平尺,畫法簡略,估計為與友人聚會的唱和應酬之作。這張成交價1.51億的應酬之作,真是天價中的極品。

王蒙《泉聲松韻圖》
  傅抱石的《琵琶行》拍出2.04億港元不足為奇。這幅《琵琶行》為傅抱石在重慶抗戰時期的轉型作品,體現傅抱石成熟的人物畫水準,畫家用豪放灑脫的筆法、工謹的構圖將唐代白居易和琵琶女的天涯淪落人的落魄和感慨表現淋漓盡致,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傅抱石用一種鋪天蓋地的密實手法貫穿全畫,中間一棵枝葉縱橫的大樹成斜角線,如舞臺佈景般把人物籠罩其中,形成一種戲劇化的場景,上下兩組人物分飾各自的角色形態,呼應襯托形成一種低沉落寂的情緒,如同那“比興”的文學手法。左上方的主人公——白居易低頭聆聽琵琶女的演奏,心緒並不安寧,內心可能充滿對前程的忐忑,顯出生命的疲態。琵琶女身後伴一輪明月,遮掩在婆娑枝葉中,造出朦朧恍惚的舞臺化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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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chanhe » 週六 1月 20日, 2018年 12:12 am

“題字皇帝”乾隆如何鑒賞書法
2017年12月04日 17:33

《快雪時晴帖》上的乾隆題識與摹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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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乾隆如何鑒賞書法

  中國歷代帝王中,最熱衷於題字作跋的莫過於乾隆。禦覽之下,必有跋語,駐蹕之處,自有題字,但凡書法、繪畫、陶瓷、玉器、石刻乃至文玩、傢俱、建築,都留下了乾隆的題記,尤其是清宮舊藏的書畫,更是“重災區”。

  如此沉迷於題字作跋,那麼乾隆的書法水準究竟如何,乾隆又是怎樣鑒賞古代書法作品的呢?
  用宋代箋紙練字的“業餘書法家”

  從順治朝開始,清代的帝王無不重視書法。康熙有一座右銘:“無一日不寫字,無一日不讀書”。康熙自幼好學工書,尤好董其昌書法,風格清麗灑脫,頗有帖學的風範。雍正取法趙孟頫和董其昌,行筆疾馳有序,暢朗嫺熟,文雅遒勁。乾隆自幼生活在宮廷品書論畫的環境中,可謂是耳濡目染。即便登基之後,閒暇之時,仍“弄翰抒毫”,以翰墨自娛,通過臨習古帖、書法創作與書法賞鑒,頤養性情,正如其常用的閒章“陶冶性靈”“觀書為樂”“幾暇怡情”“耽書是宿緣”等所刻。

  雖是“業餘書法家”,卻是勤於練習。梁詩正等人在《快雪時晴帖》跋語中談到:“我皇上好古敏求,萬幾之暇,精研八法,是帖心摹手追,不下數十百本。”在臣子的眼中,乾隆是個勤奮的皇帝。為了達到更好的摹寫效果,乾隆使用了珍稀的宋代箋紙。他不止一次在詩文、題跋中談到了宋箋,認為宋箋適宜書寫。但宋箋珍稀難得,乾隆在書寫前,先在普通紙張上試寫,而後書寫在宋箋上。乾隆不只一次命工匠洗去舊字,將宋箋盡可能地重新利用。

  此外,在題字作書之前,乾隆還命懋勤殿的侍從按照紙幅的大小,安排字的順序及行款的位置,並起好草稿。乾隆對照著草稿,仔細摹寫。根據《石渠寶笈》初、續及三編的著錄,從乾隆二年到五十七年,乾隆的臨書和題識總計約有700餘件,每年都有作品留下。可以看出乾隆的書法從清秀流利逐漸轉變為圓勁渾厚,但以行、草為主的書體並未改變,清峻飄逸、含蓄蘊藉的風格,一如他推崇的王羲之。

  對書法藝術的熟識與掌握,是乾隆鑒賞古代書法作品的必要基礎。

  “業餘書法家”的專業鑒賞
  乾隆和同時代的收藏家一樣,對晉唐名跡十分推崇。不僅繼承了晚明以來的鑒賞方法,更發展出了自己獨特的鑒賞視角。本文概括為“考釋流傳”“風格賞析”和“鈐印題跋”3個方面。

  首先,是考釋流傳。晉唐書畫,流傳千年,保存下來的寥若晨星,即便有幸存留,也出現了作者不詳、年代模糊、真偽難辨的情況。乾隆當然也面臨著這些問題。對於乾隆而言,最直接的鑒定方法是考釋流傳經過,從書畫材質、文獻著錄、收藏印記、前人題跋等方面考釋書法的年代、作者與真偽。清宮舊藏《出師頌》,有兩個傳本,一個是紹興內府本,一個是宣和內府本。紹興本有米友仁跋語,後歸王世貞爾雅樓,並收錄在《弇州續稿》中。宣和本則是文彭、文嘉舊藏,著錄在《鈐山堂書畫記》中。乾隆得到了兩卷《出師頌》。一卷有米友仁跋語,乾隆參照王世貞《弇州續稿》及米友仁跋語,斷定其為王世貞舊藏,是紹興內府本。另一卷,則根據筆意,認為其“墨氣筆意,似出雙鉤”。但沒有明確判定後者是偽作,只是定為次等。

  其次,風格賞析。乾隆雖是“業餘書法家”,但勤於臨帖,飽覽皇家珍藏,周圍還有為數眾多的精於書畫的臣工,其對晉唐書法風格也別有一番認識。清宮舊藏《臨鐘繇古千文》傳為王羲之真跡,1748年乾隆將其定為“內府鑒藏神品”,並作題識。其中有一段談到此帖的風格:“觀其筆意精到,而結構特為謹嚴,王肯堂曾收之鬱岡齋帖,謂米元章定為右軍書。”1752年,又作題識曰:“其用筆結體,綽有內史矩矱,向以為的系真跡,諦觀之,實雙鉤本也。然鑒藏印識歷歷可數,卷首有瘦金題簽,即雙鉤亦當出唐宋高手”。或許是乾隆對王羲之書法的癡迷,自然而然地把《臨鐘繇古千文》視為真跡,稱讚其筆意精到,結構嚴謹。但隨著乾隆鑒賞水準的提高,又逐步認識到當初判定的錯誤,並再作題識,提出“雙鉤本”的看法,且是出自唐宋人之手的作品。

  再者,鈐印題跋。乾隆青睞的書畫,都會鈐蓋本人印章或題跋,如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如果只是一般閱覽,則只有鈐印或書寫題簽,如王羲之《曹娥碑》。《快雪時晴帖》最能代表乾隆對題跋的沉迷。王羲之墨蹟只有四行,大約占半開,原藏者唐太宗、宋徽宗、宋高宗、金章宗、元仁宗等,只鈐印璽若干,另有趙孟頫等寥寥幾人的題跋。而前副頁四開、後副頁九開及本幅的對幅,都佈滿了乾隆的題識、禦題詩與摹古繪畫,常常要在左右綾裱處挖出空白,用以題字。空白題滿後,另行挖白,綾裱之處,幾無縫隙,成為乾隆本人的書畫冊。根據書畫家何傳馨的統計,乾隆在《快雪時晴帖》上留下了多達63則的題識,年代從1746年到1795年之後,橫跨半個世紀。乾隆的題跋多在冬日,以詩歌吟詠瑞雪豐年。

  如何看待乾隆的書法鑒賞
  乾隆倚靠廣袤的大清江山,以內府豐厚的皇家收藏為基礎,以臨碑摹帖為前提,把書法鑒賞作為個人生活的一部分,既“藏”又“賞”,既以“弄翰抒毫”為樂,又通過“翰墨自娛”將自身融入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生活。乾隆常常在繪畫中,把自己描繪成一個漢族士大夫。當乾隆下江南,召見南明遺士的時候,不僅是以皇帝的身份,也是以文化繼承人的面孔,與那些捍衛“漢官威儀”的遺老遺少,品書論畫。駐蹕之處,總是留下墨寶,或是石碑,或是匾額,或是楹聯,不僅是性好題字,也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淡化自己的“異族”身份,並以此感化士人學者,宣導文治。

  乾隆在保護古代藝術品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乾隆時代,大量珍稀的古代書畫作品入藏內府,重加裝池,配以囊盒,題簽考釋,著錄成冊,奠定了今日故宮博物院的重要基礎。當然,就古代書法作品而言,乾隆所認為的晉唐真跡,很多並非真跡,只是摹本,其考釋、鑒定的方法,也頗有爭議。乾隆在古代書畫上的題識,雖有毀壞古代藝術品的嫌疑,如《快雪時晴帖》上的題識,不惜在綾裱上挖出空白。卻不得不說是中國書畫鑒賞的一個傳統,乾隆只是把這種傳統發展到了極致。或者說,這種題跋本身,也已經成為中國書畫鑒賞史的一部分。

  現在的“乾隆收藏熱”,大多只是熱衷於乾隆時代的藝術品,如陶瓷、玉器、琺瑯器等,尤其是乾隆時代的宮廷用品。乾隆御筆也備受推崇。有評論家認為乾隆對藝術的品位偏俗氣,甚至是低俗。也有人提出“乾隆收藏熱”應該降溫。在讚歎乾隆藝術品的偉大、美麗之時,請不要忘記乾隆的書法修養,尤其是乾隆鑒賞古代書法作品時的方法與態度。

(作者溫玉鵬供職於杭州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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