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島芳子未被槍斃 78年死于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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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島芳子未被槍斃 78年死于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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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島芳子未被槍斃 78年死于長春
作者:霞光


核心提示:經中日專家合作調查,愛新覺羅德崇(清太祖努爾哈赤十一世孫)出面作證,法醫用科學方法反復比對骨骼結構,驗明死者留下的數件遺物,確證方姥就是漢奸川島芳子。

作者:王開林
1945年8月6日淩晨,兩顆原子彈“小男孩”和“胖子”分別在日本廣島、長崎上空爆炸,又黑又大的蘑菇雲頃刻間吞噬了十多萬人的生命。其後九天,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受到極度震懾,宣佈投降。“東方的瑪塔?哈麗”隨之走向了她的人生末路,被國民政府當作頭號女漢奸,逮捕歸案,關進北平第一監獄。當局對川島芳子禮遇有加,不僅讓她住單間,而且解除手銬,據說這是經北京軍統局特意關照過的。其後,河北省高等法院多次提審這位日本間諜,但她百般狡賴,將自己犯下的罪行推卸得一乾二淨。河北省高等法院掌握的證據相當有限,庭上僅出示了三件物證:第一件是川島芳子身著戎裝的照片,這是她作為日本侵略者的幫兇定國軍司令的確鑿證據;第二件是刻有司令字樣的四方大印;第三件是日本作家村松梢風寫的《男裝麗人》和《滿洲的黎明》兩本小說。法庭按疑罪從有的原則定讞,川島芳子被判處死刑。

據監督行刑的檢察官何承斌回憶:川島芳子是個不怕死的人,她聽說中華民國最高法院核准的處決令已經下達,依舊神色如常,只抱怨了一句法官沒有證據而判她死刑,實在冤枉。另據負責警戒的憲兵少校譚良澤回憶:刑場內有法官、典獄長、行刑的法警、法醫、兩名記者以及監督行刑的9團2營4連的憲兵隊。被帶到刑場中央的川島芳子,由於經常吸食鴉片,注射嗎啡,再加上一年多的牢獄生活,面色臘黃,臉頰浮腫,一頭齊耳短髮,看上去四十多歲。川島芳子態度很沉著。法警按法律程式核對了姓名,驗明瞭正身,向她宣佈了罪狀和死刑判決書。

行刑前,執行官照例詢問川島芳子有何要求,她什麼也不說,連例餐——兩個饅頭,也不想吃,只打算給養父川島浪速寫一封信,這個請求得到執行官的准許。原信用日文寫就,翻譯過來是這樣的:
父親大人:終於三月廿五日的早晨執行了,請告訴青年們永遠不止地祈禱中國之將來,並請到亡父的墓前告訴中國的事情,我亦將于來世為中國效力。
義女芳子
綜合當年北平多家報紙如出一轍的新聞描述,處決豔諜金碧輝(川島芳子)一事弄得頗為神秘,我們不妨看看這則舊聞:“3月25日淩晨,記者們獲悉大名鼎鼎的日軍密探、女漢奸金壁輝執行死刑的確切消息後,即不顧夜間街道的黑暗,急忙趕到關押金壁輝的第一監獄門前集合,準備報導現場情況。這次法庭也採取了出乎常規的行動,為了將處決清朝末裔女子的情況傳播到社會上,特請攝影記者前來拍攝現場情況。三十多名新聞記者趕到第一監獄,在緊緊關閉著的鐵門外等了又等,卻看不出有打開鐵門的任何跡象。不管是推門、敲門,還是叫門,都毫無反應。時間不停地過去,大家十分焦急。到清晨4點左右,監獄長總算是從裡面略略打開了鐵門,但他只允許三十多名記者中的兩名外國記者進去,其他中國記者嚴禁入內。據說這是一個叫吳盛涵的審判官下達的命令。但不像他個人的主意。尷尬的記者還不死心,他們沿著監獄高高的圍牆轉了一圈,企圖找到一個入口,結果只能是徒勞。天亮前,突然聽到從關押川島芳子的牢房附近傳來一聲沉悶的槍聲。天大亮時,第一監獄的大門前,擠滿了看熱鬧的人群,不一會兒,監獄裡出動了約兩百名員警,他們將看熱鬧的人群趕到遠離大門的地方。接近中午時分,大門裡面才有些動靜,監獄又重又厚的大門打開了,從裡面抬出一副擔架,擔架上就是處死的女囚――川島芳子的屍身。由於事先日方請求按日本人的風俗安葬,法院根據這一要求,決定把遺體交給戰前就住北京的日本長老古川大航。古川揭開席子一看,只見她蓬頭散髮,從臉到脖子全是血污和泥土。一代天驕金司令的儀錶已煙消雲散,毫無蹤影。以古川長老為首的兩三個日本人,立刻將事先準備好的白布鋪在地上,把遺體緊緊裹住,再蓋上繡著五顏六色花樣的布。長老簡單地念了幾句經,便將遺體抬到卡車上。下午兩點多鐘,即運往朝陽門外日本人墓地火既然是處決犯有戰爭罪的間諜,官方大可不必這麼掩人耳目,此事弄得越神秘,外界的猜測就越多,這些猜測有的勉強著調,有的相當離譜。一些傳記作家百思不得其解,也屢屢質疑。日本作家渡邊龍策在他撰寫的《女間諜川島芳子》一書中講得比較透徹:報導引起了一連串的疑問。民國政府殺一儆百,把川島芳子當成反面典型,大肆宣傳,甚至將公審的部分實況拍成紀錄片。然而最為關鍵的行刑場面,幹嗎搞得如此神秘?處理得如此草率?為什麼無視國際慣例,連新聞記者都被排拒在現場之外?為什麼只許兩名外國記者進入現場?為什麼將面部等處弄那麼多血污和泥土,以致難於辨認罪犯的真面目?蹊蹺的是,為什麼選擇辨認不清面孔的時間執行死刑?

由於受到冷落、輕慢和戲弄,川島芳子被處決的第二天,北平各家報社聯合刊登了致司法當局的抗議書。這麼一搗騰,川島芳子之死成為了不折不扣的謎案,獄方是否使用了掉包計?此事背後是否另有冤死鬼?一時眾說紛紜,謠諑蜂起。

獄方始料未及,川島芳子的死會導致輿論譁然,北平第一監獄為了糾正大眾的猜疑,避重就輕,讓一位監獄女看守向媒體發表談話,公開川島芳子受刑前的情形:“法警來後,我才知道這件事。我將川島芳子從睡夢中叫醒,她就被帶走了。開始,我並沒有覺察到是執行死刑。我帶她一起出了牢房,當走到女監長廊的盡頭時,只見門口站著兩名男看守在等著她。因為我是女看守,任務就是把她送到這裡,當我剛要返回時,才恍然大悟,想到是要執行死刑。不大工夫就聽到了槍聲。”法院方面也積極配合,讓一位老看守長出面澄清事實,他說:“被叫出來的金壁輝,對死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當最後一線生存的希望斷絕時,她還想穿上她父親送給她的白綢褲子,但沒有得到准許,她也就老實地服從了。”

有意思的是,獄方和法院方面越是努力澄清事實,媒體引導下的大眾就越覺得官方欲蓋彌彰,川島芳子之死必有貓膩。甚至連川島芳子的親哥哥愛新覺羅憲立也不能斷定妹妹究竟是死是活,他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存疑的話:“……芳子處刑後的屍體,如果沒人認領,就會被運送到公共墓地,同許多屍體堆放在一個坑裡埋葬。因為我不希望那樣做,所以托了日本和尚認領屍體,而且必須立即火葬。因此日本和尚領屍後,就立刻火化了。這是事實。這具屍體,是否是芳子的?我還沒有足夠的材料做出判斷。收領屍體的和尚並不認識芳子,即便看見臉面,因為子彈是從頭後部打進,從面部穿出,炸得令人難以分辨。所以很難說究竟是什麼樣的模樣。芳子現在是生是死?我卻無法做出判斷。”既然真相不明,中國老百姓的想像力就迎頭趕上,補其所缺。

1948年愚人節,報紙上突然登出一條有鼻子有眼睛的新聞:“……在行刑前的頭天夜裡,川島芳子的牢房裡進來一個國軍軍官。他在川島芳子耳邊小聲囑咐:處決您的日子就要來臨了,大約是在後天黎明之前。但是請您放心,執行者用的子彈不是實彈,而是空彈。請您一聽到槍聲就立刻倒下。因此3月25日被處死的女漢奸金璧輝業已潛逃,其替死鬼是第一監獄關押的女囚犯劉鳳玲,她母親貪圖十根金條,同意讓身患絕症的女兒去代替川島芳子受刑。事後,劉鳳玲的妹妹發現獄方言而無信,於是將醜聞抖露出來。”這種內幕奇聞可信度幾何?有人疑為故弄玄虛,也有人信以為真。這並不奇怪,中國老百姓差不多天天都過愚人節,報紙新聞到底孰真孰假,孰誠孰欺,真不是那麼容易辨別的。


2006年,長春青年女畫家張鈺主動揭秘,她姥爺段連祥臨終前告訴她,曾在長春市郊外隱居了三十年的方姥就是舉世聞名的豔諜川島芳子。這無疑是一個爆炸性消息。經中日專家合作調查,愛新覺羅德崇(清太祖努爾哈赤十一世孫)出面作證,法醫用科學方法反復比對骨骼結構,驗明死者留下的數件遺物,確證方姥就是漢奸川島芳子。當年,川島芳子被判處死刑,日本人本多松江(川島芳子的家庭女教師,宋美齡留學美國時的同窗)、頭山滿(川島芳子的父執)等人為之多方疏通,直達極峰,蔣介石賣個順水人情並非難事。重病在身的劉鳳玲為換取十根金條養家糊口,自願做了替死鬼。川島芳子偷偷出獄,潛往東北投靠段連祥(此前兩人早已相識,有過通信往來,她認定段連祥值得信賴)。段連祥憑著自己的人脈關係,將川島芳子安置在長春遠郊的一位村長家裡,從此隱居下來,身份嚴格保密。1978年,川島芳子病死。死前她從未受到過任何來自官方的懷疑和驚擾,一個比鐵桶更嚴密的社會組織竟網漏吞舟之魚,這種疏忽太不可思議了。

日本軍方豢養川島芳子,將她訓練成為“帝國諜報之花”,反噬其祖國同胞,可謂大逆不道。日本國內的右翼勢力至今仍對這位二十世紀不可多得的“巾幗英雄”讚譽有加,自然是不懷好意。無論川島芳子有過多麼傳奇的經歷,但她屈身事敵,賣國求榮,劣跡斑斑,罪惡累累,乃是成色十足的漢奸女子,這一蓋棺論定早已板上釘釘,誰也無法更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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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大清朝崩潰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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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清朝內閣總理大臣時袁世凱

進入1911年,北京所有掌權的人們,沒有一個想到他們快崩潰了。

我看到那個時代掌握大權的人留下來的日記,包括他們的回憶、他們的書信,沒有一個人在10月10日之前想過大清朝快完蛋了,從上到下都沒有。他們的日記整天記錄的就是吃飯送禮,看上去似乎真是繁華的“盛世”。街上到處是燈紅酒綠,胡同裡的生意好極了,澡堂裡的生意好極了,就像香港今年出版的英國爵士巴恪思塵封了68年的《太后與我》所說的,不少有權有勢的人都在澡堂裡忙著同性戀。



這是一百年前的中國。 巴恪思告訴我們晚清最後十年中王公大臣和將軍們的私生活。



由於缺乏旁證,他回憶錄不能完全當做信史來看待,但是也不能當做完全的八卦來看待,八卦中有信史,信史中有八卦,歷史就是這樣的複雜。


王公大臣們的私生活是高度保密的,像巴恪思爵士這樣進入他們生活核心的,才有可能看到他們的真實生活。



晚清當然是一個敗壞時代,這樣時代被消滅,大家會拍手稱快,沒有人會為它惋惜,所以大清朝脫軌是一個意料之中事情,只不過不在掌權人意料之中。




“慧星現,朝代變”

歷史不是一根直線,從來不是筆直前行, 而是變幻莫測,充滿了變數。它有很多的意外,你本來想走進這個房間,一不小心被一塊小石子絆了一腳,你就跌到隔壁房間去了。百年前發生的這場革命,一場改變歷史的革命,相比較而言,死的人很少,因為參與的多方力量都有相對的人性底線,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辛亥革命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看做是一次和平轉型。




在《百年辛亥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序篇,我講到“神秘預兆”,在大清朝垮臺之前,出現了很多神秘的預兆,比如說老百姓中紛紛傳說天上將會出現一顆慧星,慧星現,朝代變。中國人的想像力真是豐富。浙江富陽的少年郁達夫每天半夜起床,跟著大人到富春江邊上看彗星,彗星出現就是天下要動刀兵,朝代要更迭,他說他連續起了好多次都沒有看到,但是有人看到了。有個人叫郭廷以,他後來成了有名的歷史學家,少年時代他生活在河南息縣,他看到彗星了。



另外一個人,政治學家薩孟武在福州讀小學,親眼看到了彗星滑落;當時只有9歲的丁玲在湖南常德也看到了。還有其他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他們的身份或是官員、學生、士紳,在日記裡分別記錄了在三個不同地方看到彗星的情況,綜合而言,可以證明那個時代彗星的滑落對民心造成了重大的影響。


到處都有這樣的想像,這種想像其實不是從1911年開始的,從1908年就開始了。光緒帝、慈禧太后在一天內先後離世,當時中國的朝廷命官、地方士紳和普通讀書人都在日記中寫下了他們內心的震驚,中國怎麼一夜之間失去兩個領導者?


那個時代雖然沒有電視、網路,消息仍像長了翅膀一樣,從北京城飛到了廣州城,這太可怕了,舉國上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接下來怎麼辦呢?選新君,這一點慈禧在臨死之前已經安排好了,1908年慈禧太后在死之前24小時安排了自己的接班人,一個3歲的、還在吃奶的小溥儀。溥儀非常不願意,哭哭啼啼的,最不願意的就是溥儀的媽媽,溥儀的爸爸載灃也只有26歲,抱著兒子進宮,簡直就是一次誠惶誠恐的履冰之旅,太可怕了。




做君王是最危險的職業,中國人民樂此不疲,兩千年來為了這個高風險的職業不知犧牲了多少生命。當溥儀登基時,3歲的小孩是要哭鬧的,所以出現了這樣一個場景:小皇帝在太和殿登基的那一刻大聲痛哭,不肯坐上去,怎麼勸都不行,喊著“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父親把他按住,有一個站在他面前的人上前來說:“皇上龍體不能損傷,這麼哭下去對龍體不利,能不能讓他不哭?


下面大臣跪的滿地都是,但是皇帝一直在哭鬧,所以行禮還沒有完畢,太監就把他背走了,背的時候說:


完了,完了,回去吧。在中國人聽來,這些都是很不吉利話,這些話進入了一些當事人日記,也進入了當事人後來一些回憶,相互參證, 基本上是可靠的。

這個事傳到民間,大家紛紛議論,大清朝要完了,要回家了。宣統年號一公佈,宣跟完字很接近,統跟結很接近,從1908年到1911年,短短的兩三年間,民間到處傳言大清朝要完結了。




於是唐代人寫的《推背圖》、明代劉伯溫寫的《燒餅歌》開始流行。民間說《推背圖》和《燒餅歌》裡已經預言清朝要完蛋了,寫的非常清楚,“手持鋼刀九十九,殺盡胡人方罷手”,他們解釋“百”字上面的一字減去是個“白”字, 我們因此可以理解魯迅在《阿Q正傳》裡說的:未莊人聽說革命了,革命者都是白盔白甲,要為明代最後一個皇帝崇禎戴孝。白盔白甲的傳聞是這樣來的,其實比白盔白甲更具有符號性的是,那個時代所有的省份和城市在獨立起義之後採用的旗幟並不是統一的,有青天白日旗、十八星旗、五色旗、八卦旗等,但是辛亥各省光復時最流行的旗幟是白旗。有些人在白旗上面寫了一個中國的“中”字,或者寫一個漢族的“漢”字,比如成都在“漢”字外面再畫18個圈,更多的就是一塊白布。為什麼採用白旗?就是因為《燒餅歌》早就預言過了。


為什麼武昌起義後會拉出來一個黎元洪做革命?


有人也從《燒餅歌》裡找出一句詩,“六一人不識,山水倒相逢”,他們認為這就是黎元洪的“黎”字。 綜合當時報紙的記載,好多人的日記和回憶可以確認,那個時代的《燒餅歌》《推背圖》確實是最流行的讀物,是中國人改朝換代時的一個心理寄託。




一場雨壓垮一個朝代

大清朝為何脫軌?第一個因素就來自這些神秘預兆,其背後是人心的變動,人心思變。當然真正直接影響大清朝脫軌的第一個原因是下雨,天不斷地下雨,夏天都是雨,不光是辛亥年的夏天下雨,辛亥的前一年1910年的夏天也一直在下雨,1909年也是連年的大雨,湖北、湖南因水成災,誇張一點兒說,是一場雨壓垮了一個朝代。



因雨成災,糧食沒有豐收,大米價格急劇攀升,搶米風潮到處出現。最大的搶米風潮發生在1910年4月的湖南長沙。長江流域出現四百萬以上的饑民,如果僅僅長江流域有問題,黃河流域、珠江流域和黑龍江流域保證安全,大清王朝仍然固若金湯,但是老天爺偏偏要跟愛新覺羅氏作對,當長江流域大水成災的時候,1911年夏天南京城可以划船,武漢城可以划船,同時山東巡撫告急山東缺糧,甚至連東三省也因雨成災。魚米之鄉、江浙二省此時也出現糧食危機。少年徐志摩時在杭州府中讀書,有一天去看電影,發現那麼多人圍在那裡,原來有人在搶糧,把米店搶了,原因是大米價格太高而買不起。他電影也沒看成,黯然回到學校宿舍,詳細記下了那一天的所見所聞。這是一個少年學生親眼所見,寫在私人日記裡面的,可信度很高。



糧食危機可以說是大清王朝脫軌的第一個主要原因,反對辛亥革命的保守者辜鴻銘寫信給上海的《字林西報》說,參與武昌起義的新軍,海外留學回來的革命黨人還比較文明,革命有節制,但是長江流域有幾百萬饑民,這幾百萬嗷嗷待哺的饑民一旦捲入革命,革命就會失控。辜鴻銘已洞察饑荒對於大清朝的威脅了。



當時清廷度支部已沒有什麼錢,隆裕太后至少三次從宮中拿出現銀賑災,給江蘇、四川和湖北,當革命發生以後,她一面壓制革命,一面賑災,因為饑民才是她政權最大的威脅。



糧食危機還帶來了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在近代化的社會永遠是一個致命的威脅。當大米危機出現的時候,大清朝或許還有救,當金融危機出現的時候就真正沒救了。1911年10月12日以後金融危機首先在北京出現。武昌兵變的消息傳到北京已經是10月11日,11日到12日之間, 內閣竟然沒開會,王公大臣沒有做出一個決策,直到10月12日淩晨5點,他們做出了一個決策:出兵鎮壓,派蔭昌去。蔭昌曾在德國留學,學過軍事,曾作為清朝的使節出使德國,他最拿手的是唱京戲,但這次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在北京城足足逗留了三天才緩緩出發。其實他是在運作重新起用袁世凱,當他15日傍晚登火車的時候,朝廷前一天已下達重新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的詔令。



蔭昌出發前,管鐵道的郵傳部長盛宣懷來了,告訴他們打武漢的時候,只要保全漢陽鐵廠,獎勵十萬大洋。盛大人下車時還對著火車窗戶跟蔭昌說:“這個事情別忘了。”蔭昌說:“盛大人,你放心,只管把大洋準備好就行。”這句話讓外國記者全聽見了,他們的理解是:原來朝廷派兵南下軍餉沒準備好。第二天,日本、英國等國記者紛紛發佈消息,到處都傳開了,國庫當時還是有兩百萬大洋,13日就撥出了五十萬軍餉。




但是,這個消息一登出來,老百姓認為清朝沒錢了,意味著自己存在銀行的錢不安全了,大家都到銀行取錢, 最起勁的是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他一家就取出至少幾百萬兩以上的巨額存款,直接存入英國滙豐銀行。只有兩天的時間,北京有幾家銀行就關門了,以前可以給銀票、紙幣,現在都沒有人要了,只要現大洋,寧肯背在身上重一點,但是踏實,能買到米,米也越來越貴了。他們每天在日記裡寫著:今天大米價格又飆升了,而且店裡沒有那麼多米賣給你,員警出來維持都沒用。




接下來發生金融危機的是上海,昔日富庶繁華的十裡洋場一夜之間現金不夠了,他們向外國人緊急呼救,外國銀行原來對中國銀行很好,這個時候就不好了,因為不相信中國銀行了。上海幾家大的民營銀行都關門了,門口貼出告示“因現金告急,暫停營運”。從南到北,全國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包括最穩定的東三省像奉天、營口、大連等地都出現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機。



謠言最終變成了事實



與金融危機同時出現的是逃難潮,他們兌錢出來做路費,北京人逃到天津去,天津有租界,使得租界人滿為患。像嚴複這樣有地位的人,逃到天津後,連房子都租不到,最後只好在小旅館裡住,因為他跟外國人關係很好,外國人說“你可以到煙臺來,我借個房子給你住”。天津全都住滿了,房價急劇攀升,有一些北京人在天津待不下,就住在北京的兩個地方,一個是東交民巷使館區,一個是六國飯店。



還有一個流向是紛紛逃亡上海,全國各地都有人逃到上海,上海的房價也貴得不得了,米也貴得不得了,當上海和天津租界人滿為患的時候,又進一步加劇了這些地方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和逃難的背後是人心恐慌,全國各地到處都是謠言,大清朝的脫軌,可以說是因為下雨,也可以說是因為謠言,報紙上每天登載的消息有許多是假的,凡是講革命党人勝利的消息,在南方的報紙暢通無阻,而說清兵打勝仗的報館就有幾家被砸了。




很多人當時的日記裡每天都是不同的謠言記錄,但過了幾天,謠言統統都變成了事實。比如說今天寫的“太原淪陷”,明天寫的“西安淪陷”,過後一個星期都變成事實。



大清朝之所以脫軌,不光金融有問題,銀行要關門,國庫也沒錢,這是財政困難。一個天朝大國,到了國庫山窮水盡的時候就一天也混不下去了。錢都到哪裡去了?毫無疑問是落到私人的口袋裡了,許多親王、貝勒和大臣家裡都很有錢,唯獨大清朝的國庫沒錢。最困難的時候,國庫裡只有二十萬兩白銀,許多部因為沒有辦法發工資,紛紛關門,度支部不斷地想辦法借款。顯赫的盛宣懷第二個女婿在司法部任職,離開北京時,竟然找不到路費,因為司法部已經不發工資了,等了45天,終於等到了二百兩銀子,船票漲價,路費都不夠,最後在天津的典當行典當湊齊了450兩,終於南下上海,但是拖了很長時間。袁世凱後來逼隆裕太后把私房錢吐出來,一次一次的逼,拿到鉅款後他還是不肯出兵打仗。為什麼清朝最後沒有以血流成河告終?


南北之間沒有發生大規模集聚的南北戰爭,只是在武漢、南京、陝西打得比較激烈?原因就是袁世凱從來沒打算動真格的。



三方妥協的革命模式

袁世凱早就想好了,要是動真格的,跟南方革命黨人拼命,雖然贏了,也是殺敵一千自傷八百,朝廷還是要收拾他。南方革命黨人,哪怕孫中山在南京建立臨時政府後也是沒錢,雙方沒有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北財政困難,外國不肯借款。



從大清朝的脫軌我們可以看到,各方都比較節制,隆裕太后和載灃、袁世凱,孫中山和黃興,在那個時代,他們最終被動地找到了一條解決政治危機的途徑。這套模式就是妥協的模式,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代用妥協的方式解決重大的政治危機,解決這樣重大的社會變動。因為三方的被動而導致三方的妥協,讓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新的共和制度安排。2000年前,中國一直在秦始皇的制度下生活,中央集權制,這套制度用什麼辦法解決政治危機呢?一共只有兩種方式,或農民暴動,或宮廷政變,都是用暴力的方式。



辛亥革命最後不依靠暴力解決,而是各方妥協,很多人對這樣的被動很不滿意。但我覺得被動是正常狀態,主動才是歷史的意外,主動的背後也有被動的因素。被動並沒有什麼不好,隆裕太后可能是被動為主,但是她做出的決定避免了數以百萬計同胞的非正常死亡。 袁世凱雖是一世之梟雄,但他辛亥年的選擇是正確的,不能因為他幾年後稱帝就否定他在辛亥的選擇。如果沒有袁世凱,辛亥革命不知道還要犧牲多少人無辜生命。




孫中山、黃興、宋教仁,以及同盟會與光復會的革命黨人付出了巨大的犧牲。雖然他們的力量非常小,經常是從失敗走向失敗,但他們用勇氣和犧牲換來了亞洲第一共和國。當他們掌握了南京政權的時候,他們完全可以不顧一切舉兵北伐,和袁世凱決一死戰,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他們願意妥協,並交出南京政府,讓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隆裕太后宣佈退位。雖然三方都不是最滿意,但三方都可以勉強接受,而普通的中國人卻少犧牲了很多生命。革命的結果不是要讓某一方獨贏,一些人勝利了,但大部分人都失敗了。



當我們經歷了幾十年或上百年之後,我們知道勝利沒那麼了不起,我們寧願不要勝利,少一些這樣的勝利就少一些犧牲,所以此時此刻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國,孫中山與黃興在一個幾千年的官本位社會裡,願意放棄權力,鞠躬下野,這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們三方的妥協,三方都是被動的,但是化被動為主動,中國人民就有了一個小小的勝利。




今天,當我們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國,如果要真正看到歷史的本來面目,應該相信史實,回到歷史的原點,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在那裡面找到我們的起點,真實是歷史的生命,在歷史中找到我們的明天。



昨天是我們的歷史,今天也是我們的歷史,明天也將成為我們的歷史,在歷史當中我們才能找到真正的未來。



中國的歷史不是某些英雄、偉人和統治者創造的,是所有中國人共同創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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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一個月攻陷華北幾十萬中國軍隊
更新:2016-09-19

不能忘卻之一

為什麼盧溝橋竟然成為中日戰爭爆發地?

在中國,人人皆知盧溝橋是爆發抗日戰爭的地點。年年月月,參觀盧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的人絡繹不絕。如果有一天一個不懂事的孩子突然發問: 戰爭怎麼會在這兒爆發呢?這兒是中國和日本的分界線嗎?

孩子問得對。盧溝橋並非邊關塞外、疆界海防,連萬里長城的一處垛口也不是。它實實在在就位於北京西南。雖然完全不是中日兩國的分界線,但戰爭又確實在這裡爆發。為什麼戰爭尚未正式打響,鬼子已經抄到了京師以南、扼住了我們的咽喉?

至於1937年7月7日侵略者用多少兵力挑起盧溝橋事變,就更少人知道了: 華北地區全部日軍不超過8400人。同一地區的中國軍隊有多少呢?僅宋哲元29軍就不下10萬人。戰爭爆發之前,敵人不但已經如此深入你的領土,還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戰、一個月令華北淪陷,查遍世界戰爭史,有沒有這樣的先例?

無獨有偶,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同樣如此。當時東北地區日軍1萬余人,張學良的東北軍人數達19萬。19萬人也未能阻止侵略軍事變第二天就佔領瀋陽,一星期控制遼寧,3個月佔領整個東北。

從七•七事變算起,時間過去了79年。從九•一八事變算起,則已經過去了85年。一個中國人,如果僅僅會唱《大刀進行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還無法真正明白那段歷史。我們必須直面那些令人難堪的事實。必須探究,我們是怎樣落到了這樣的地步,才終於“忍無可忍”的。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大英帝國憑藉28艘軍艦、1.5萬人的軍隊迫使大清王朝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賠款2100萬兩白銀。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軍1.8萬人、法軍7200人長驅直入中國首都,將圓明園付之一炬。

1894年甲午戰爭,一紙《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和臺灣,賠款白銀兩億兩。

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國家雖然不少,拼湊的兵力卻不足兩萬人,10天令北京陷落,賠款數額更是達到空前的4.5億兩白銀。
一個被西方描述為GDP占世界三分之一的東方大國,面對堅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擊,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為什麼會這樣?

發動七•七事變的日本華北駐屯軍,是八國聯軍侵華後清政府與英美俄德日奧法意荷比西十一國代表在北京簽訂的《辛丑合約》帶來的,這個條約第九款規定: “中國應允諾諸國會同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道無斷絕之虞。”從此在華北駐屯的外國軍隊有英美法意日五個國家,司令部都設在天津。

最初約定駐軍人數為8200人,日軍400人。後來利用辛亥革命後中國政局動盪,日本將“清國駐屯軍”改稱“中國駐屯軍”,暗中擴大編制,一步步將駐屯軍由數百人擴大到數千人。

中國有句老話叫“臥榻之上豈容他人酣睡”。國家本應拒對手于核心區域千里之外,但事實是戰爭發生以前人家已經久據于此,形成“臥榻之上他人可以酣睡”“臥榻之上他人長期酣睡”的局面,這是多麼創深痛巨的民族恥辱。

中國近代歷史,往往是先一場悲劇衍生後一場悲劇,前一場災難導致下一場災難。

正因為面對侵略一敗再敗,中國才簽下這些喪權辱國的條款。正因為這些喪權辱國的條款,才釀成七•七事變前侵略者已經挺進到眼皮底下的局面。一個中國人,如果不瞭解當年中國政治有多麼腐朽、中國軍事有多麼衰弱,就不會明白腐朽與衰弱要帶來多麼巨大、深重的災難。


不能忘卻之二

為什麼直到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才正式對日宣戰?

從1937年7月的七•七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是我們常說的“八年抗戰”。從1931年9月的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則是更加真實的14年抗戰。但是從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到日本無條件投降,卻只有短短的3年零8個月。

這是怎麼回事?如今天很多國人未想過為什麼盧溝橋是戰爭爆發地一樣,很多人也不知道,為什麼從1937年七•七事變算起、中國全面抗戰已經進行了4年零5個月,國民政府才終於正式對日宣戰?

無須諱言,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國參戰了: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12月8日,美國對日本宣戰。於是才終於有了12月9日的國民政府對日正式宣戰。

美國一旦被偷襲,第二天就宣戰,最後一定要把偷襲者打到無條件投降方才罷手;我們不是被“偷襲”而是侵略者早已明火執仗了、在南京屠城了、大半個中國被侵佔了,竟然還未向對方“正式宣戰”,一邊進行著抵抗,一邊琢磨著妥協,一邊盤算著退路。

首先出現的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1937年12月2日,蔣介石對陶德曼大使表示:中日可以談,日方條件還不算亡國條件。12月6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決定接受“陶德曼調停”。只因侵略者攻陷南京條件大大加碼,“陶德曼調停”才宣告中止。

接著又出現了1938年5月日本外相宇垣一成的代表與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觸。宇垣一成在日記中記錄了孔祥熙的表態:“內蒙設置特殊地區是可以的。” “在條約上公開承認滿洲獨立,我們國內很困難,只有悄悄地逐步實行。”後因日本陸軍強硬派要“蔣介石下野”,交涉才告吹。

1940年軍統局又派人冒充“宋子良”3月在香港、6月在澳門與日本參謀本部鈴木卓爾中佐交涉,甚至一度擬定蔣、汪、日三方長沙會談,被日方列為“桐工作”,稱“曾經是事變行將解決,日中兩國最接近的一刹那”。


當然應該理解當時中國獨立抗擊日本法西斯的困難局面。也不能說與對方接觸不包含權宜之計而都是出賣與叛變。畢竟國民政府苦撐到了最後日本投降。畢竟抗日戰爭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面對一個帝國主義強國的戰爭。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講話,1900字文稿6次提到“弱國”。當時所說的“弱”,是指國力弱、軍力弱、裝備弱、訓練弱。至於精神弱、意志弱、心理弱、鬥志弱,則未曾意識到,或者意識到了也不願承認。
8年抗戰也好,14年抗戰也好,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前,雖然有“皇姑屯事件”“中村事件”“萬寶山事件”“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張北事件”“七•七事變”,但沒有一個事變使國民政府痛下決心與侵略者徹底決裂、撕破臉皮正式宣戰。

國民政府始終沒有放棄私下接觸與調停,始終在尋找可能的妥協之道。如果日本不偷襲珍珠港,如果美國不對日宣戰,中日之間這場不宣而戰的戰爭又該怎樣了結?

希歐多爾•羅斯福總統警告美國人時講過一段話:“我們決不能扮演中國的角色,要是我們重蹈中國的覆轍,自滿自足,貪圖自己疆域內的安寧享樂,漸漸地腐敗墮落,對外部事務毫無興趣,沉溺於紙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奮發向上、苦幹冒險的高尚生活,整天忙於滿足肉體暫時的欲望,那麼毫無疑問,總有一天我們會突然面對中國今天已經出現的這一事實:畏懼戰爭、閉關鎖國、貪圖安寧享樂的民族,在其他好戰、愛冒險民族的進攻面前,肯定是要衰敗的。”

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真實歷史。真實歷史之所以提供啟示,就因為它是紮人的荊棘,不是嫵媚的花環。

不能忘卻之三

為什麼抗戰中出現集團性精神沉淪和人格淪落?

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中央宣傳部長周佛海以下20多位中央委員、58位旅長、參謀長以上將官投敵,一些部隊成建制嘩變。整個8年抗戰,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人數高達210萬,超過侵華日軍數量,使中國成為唯一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的國家。


這種狀況,難道不是在顯露一個國家和民族集團性的精神沉淪和人格淪落?偽政權內部矛盾叢生。而汪精衛與王克敏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克敏投降日本更早,在汪精衛面前擺老資格,不把汪放在眼裡;汪精衛為此想方設法將王克敏管轄的華北地區實權悉數收回,用另一個大漢奸王揖唐去取代。

這種局面讓大漢奸周佛海也連聲歎息:“處此殘局,尚如此勾心鬥角,中國人真無出息也!”這樣一批人,把中國政治演繹到如此齷齪和猥瑣的地步,怎能不極大地助長侵略者滅亡中國的驕橫和癲狂。

抗戰期間中國出漢奸很多,為什麼?

一是彌漫於統治階層的失敗主義。

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就說:“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

他問馮玉祥:“大家都說抗戰到底,‘底’在何處?”

馮玉祥回答:“日本投降。”

汪精衛後來嘲弄說:“這簡直是一個丘八的狂妄與無知。”

像汪精衛這樣無心抗日、謀求妥協的當時大有人在。

二是彌漫於社會中的妄自菲薄,精神上跪倒在別人面前。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周佛海就說過:中國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種能和日本比擬,戰必敗。看自己一切都不好,看別人一切都好的心態,當時十分普遍。

三是自由主義思想侵蝕,只知個人,不知民族。

例如周作人,面對日本侵略,很多知識份子在《救國宣言》上簽名,周作人不簽。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撤離北平,周作人不走。連勸誘周作人出任偽職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原以為他不會放棄文人清高,出任偽職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未料想他不但接過汪偽政權北大圖書館長聘書,後來竟出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

周作人說過:“就是死了許多文天祥也何補於事呢,我不希望中國再出文天祥。”但不做文天祥就可以做侵略者的陪襯和幫兇麼?就可以不要民族氣節麼?

四是長期封建社會影響,只知小家,不知國家。

清末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嚴複說:“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則一切與之俱亡。顧其所利害者,亦利害於一家而已,未嘗為天下計也。”

這段話極其深刻。以血緣和姓氏為核心的封建王朝從來是“家天下”,統治者只對家族、姓氏負責,不對國家、民族負責,全社會沒有“天下為公”的理念和實踐,怎麼可能要求民眾與你“萬眾一心”?

不能忘卻之四

為什麼日本侵略者認為短時間可以滅亡中國?

瞭解以下幾條,就可以明白為什麼日本輕視中國了。長期以來有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說法。準確地說,只有日軍參謀本部《在華北使用武力時對華戰爭指導綱要》中出現類似描述:兩個月解決駐紮北平一帶的宋哲元第29軍,三個月擊敗國民黨中央軍。當然根據他們的邏輯,擊敗國民黨中央軍,就相當於征服中國了。

侵略者輕***,源于中國統治者階層抵抗意志薄弱。1874年日本入侵臺灣,清政府為息事寧人,付50萬兩白銀讓日本退兵,默認琉球人是日本屬民。當時英國人李歐爾卡克就說:“臺灣事件是中國向全世界登出廣告——這裡有一個願意付款但是不願意戰爭的富有的帝國。”

1875年日艦闖入漢江河口,朝鮮還擊,日本派人來華試探態度。總理外交事務大臣奕訢告之:“朝鮮雖屬中國藩屬,其本處一切政教禁令自行專立,中國從不與聞。”這不但將自己藩屬國出賣,更為後來甲午戰爭全面爆發埋下伏筆。

侵略者輕***,還源於兩國工業能力的差距。到1937年全面侵華前,日本年產鋼鐵580萬噸,中國只有4萬噸;日本年產飛機600架,中國一架也產不了;日本年產坦克200輛,中國一輛也造不出來。

侵略者輕***,更是看透了中國社會是一盤散沙。被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的日本甲級戰犯、九•一八事變元兇阪垣征四郎說過一番話:“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於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在政治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繫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因此,它是一個同近代國家的情況大不相同的國家,歸根到底,它不過是在這樣一個擁有自治部落的地區上加上了國家這一名稱而已。所以,從一般民眾的真正的民族發展歷史上來說,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無論是誰掌握政權,誰掌握軍權,負責維持治安,這都無礙大局。”這個“中國通”的這番話,真正戳到了我們的痛處。

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另一個元兇石原莞爾,穿著破爛扮作苦力,在中國搞化裝偵察,幾次被當地員警扒光搜身,抄走最後一個銅板。石原從切身體驗中得出結論:中國官府對民眾苛刻,一旦有事,民眾不會站到官府一邊共同擔當。

這些侵略者看透了中國國家內耗、政府腐朽、社會渙散帶來的軟弱,看透了民眾與政府的游離與對立,看透了他們的對手不過是幾個孤家寡人率領著一夥四分五裂的族群。

“落後要挨打”在中國更多表現為“軟弱挨打”“內耗挨打”“腐朽挨打”“渙散挨打”。就如田漢、聶耳1935年創作《義勇軍進行曲》時唱出的那樣:“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不能忘卻之五

為什麼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

七•七事變之前,日本統治者以為能夠在短時間內滅亡中國,只看到了中國政府的羸弱。七•七事變之後,蔣介石對身邊親信透露“可支援六個月”,也只看到了國民政府掌握的有限資源。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軍隊在華北戰場幾乎一潰千里,華東和華中戰場雖然進行了頑強抵抗,也未擋住日軍進攻。事實很明顯:僅僅靠正面戰場和正規軍隊,中國的抗日戰爭很難取勝。

真正發現全新取勝資源的,是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說:“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說得非常有力,被廣泛引用。還有一句說得更好,卻很少被引用:“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這些分析觸到了中國至弱的根源。

由於長期封建專制統治造成的封閉和愚昧,加上近代以來殖民地半殖民地處境的摧殘和窒息,中華民族的傳統優秀品格幾乎丟失殆盡,一般中國人尤其是農業人口,在侵略、壓迫和摧殘面前表現得麻木、散漫、無為和絕望。魯迅的《阿Q正傳》就是對這一精神狀態的傳神描述。

近代以來,不少仁人志士由於未能認識到普通民眾中蘊藏的偉力,不把組織民眾、動員民眾、喚醒民眾作為變革和革命重點。從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洋務自強”,到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維新”,再到孫中山組織的一次又一次會黨起義,基本都是力圖依託少數精英完成對社會改造,民眾只是改造的對象而不是變革和革命的動力,最終導致變革與革命一再失敗。

抗日戰爭中的民眾動員,是中國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民眾動員。日本侵略者發動的戰爭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銳化,大大超越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為動員各階層民眾開闢了全新的廣闊空間。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根據地,一個家庭中父親是農救會員,大兒子是工救會員,媳婦是婦救會員,小兒子是青救會員,孫子是兒童團員,各自分工合作,為抗日救亡努力。上至白髮蒼蒼的老人,下至剛剛懂事的兒童,都積極投身到抗日根據地的政治體系中來。這是中國社會前所未有的景象。

中華民族的優良品質和巨大潛能就像熔岩和地火一樣,被長期壓藏在普通民眾心底。共產黨組織、動員民眾的核心與關鍵,不是創造一種全新的理念,而是激發民眾心中潛在的火種。那裡有一種不須言傳的民族心靈約定,麻木千年、沉睡千年也會被觸發和喚醒。點燃它,這個民族就不會墮落,不會被黑暗吞沒,不會被侵略者征服。

這也正是那些洋洋自得、以為短時期就可滅亡中國的日本侵略者的悲劇所在:原來以為對手只是中國執政當局及其掌握的武裝力量,現在發現還必須面對覺悟的、有組織的,開始為捍衛自身利益英勇戰鬥的千千萬萬普通民眾。曾在中國嘗盡甜頭的侵略者完全沒有想到面前出現了一個全新的力量。被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的民眾,為侵略者壘起一座無法逾越的高山。

不能忘卻之六

為什麼只有共產黨才能回答“蔣廷黻之問”?

紀念抗日戰爭從來不乏爭論與設問:誰領導了這場戰爭?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哪個作用大?國共雙方都打了多少戰役?各自殲滅多少對手?這些比較僅僅把抗日戰爭看作一場軍事衝突,似打掃戰場清點繳獲物那樣討論:你的多?還是我的多?這些問題爭論多少年,也沒有一個能超過“蔣廷黻之問”。

1938年抗日戰爭最艱苦階段,史學家蔣廷黻在其著作《中國近代史》中發出設問:“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廣泛的組織和深入的動員,使與世隔絕、自給自足的貧苦大眾第一次認識了自己,認識了抗戰,認識了中國,認識了世界,也認識了自己擁有的力量。這一成果極大地推動了民眾從傳統的家庭觀念、家族觀念向民族意識、國家意識邁進,從而積極、主動地投身到民族解放運動之中。中華民族第一次形成全民共識:為了生存、發展、繁榮、昌盛並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必須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肌體上,構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國家。

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是這一艱難探索的起始。30餘年實踐證明,它不穩定、不持續、不繁榮,最終既無法完成救亡,也無法完成復興。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能夠穩定、持續、繁榮,既能完成民族救亡、又能完成民族復興雙重歷史使命的政權和國家體制。

全民抗戰中的民眾動員、民眾組織、民眾武裝,最終成為中華民族培育新社會的搖籃。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清晰看到,沒有民族危亡中實現的民族覺醒,沒有全民抗戰中結成的民眾組織,沒有反抗侵略中錘煉的戰鬥隊伍,這一勝利肯定不會這樣快的到來。



美國人布魯斯•拉西特和哈威•斯塔爾在《世界政治》一書中說:“歷史上,大多數國家都是在戰爭的經歷中形成的。”中國也概莫能外。用我們自己的話說就是“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說:“一般來講,大國的標誌是有能力打贏戰爭。”同樣講得很好,正是萬眾一心、共赴國難的抗戰勝利,使中國開始進入世界大國之列。

中國人民在抵抗外來侵略中表現的深刻的民族覺醒、空前的民族團結、英勇的民族抗爭、堅強的民族組織,成為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也成為今天和今後繼續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性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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