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投日是替老蔣背黑鍋?兩人早已密謀好

您的第一個版面描述。
chanhe
系統管理員
文章: 583
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8日, 2015年 10:26 pm
聯繫:

汪精衛投日是替老蔣背黑鍋?兩人早已密謀好

文章chanhe » 週五 7月 17日, 2015年 7:57 pm

汪精衛投日是替老蔣背黑鍋?兩人早已密謀好

國民黨的三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開過之後,到南京開四屆一中全時,胡漢民在廣州,汪精衛在上海,均稱病不出席。蔣介石於12月22日出席了當天的開幕式後,帶著宋美齡飛往寧波,回奉化老家去了,說是“還鄉歸田,還我自由。”

  全會推舉常務委員九人,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居前列;選任國民政府委員三十三人,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亦列排首;推舉中政會常務委員三人,為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但這三位都不到京視事。

  汪精衛投日是替蔣介石背黑鍋?兩人早已密謀好
事實上,他們誰也不甘寂寞,胡漢民在廣東經營著他的陣地。而蔣介石和汪精衛繼續暗中謀求結合。蔣介石飛寧波前,約汪派的陳公博、顧孟余、王法勤談話,說:“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顧一切,任此艱巨。前在滬時,曾向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氣,希望三位再代轉達。中興本党,非汪先生莫屬。”

  四中全會後,組成孫科內閣,蔣、胡、汪袖手旁觀,不從党的領導人方面給予支持。不僅如此,拆孫科政府的台,還是蔣汪合作的前提。
蔣介石下野後,他任行政院長時的各部部長、司長們,紛紛告退,不待批准,即自行離去。財政部長宋子文辭職,把部裡的檔案、帳簿帶走;科長以上人員每人發薪三個月,遣散;未交給孫科政府分文現金,卻留下債務一千萬元。宋子文與江浙財團溝通,不給孫科政府以財政支持。

  政府稅收無望,因各省自行收稅,東北被日本佔領,南京周圍幾省控制在蔣介石手中,滿打滿算政府每月的收入僅有六百萬元,而何應欽要軍費每月一千八百萬元,政府行政費每月四百萬元,月赤字達一千六百萬元之巨。支出龐大,籌款無著,孫科一籌莫展。對日問題,是孫科政府面臨的嚴肅、急迫的政治任務。
汪精衛和蔣介石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侵略戰爭,武力佔領東北時,蔣介石國民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葬送了東北大好河山和三千萬人民,國人口誅筆伐。由此而來的一個抗日反蔣高潮已在長城內外,乃至大江南北蓬勃興起。

  蔣介石下野的原因之一,是受到了這個巨浪的強烈衝擊。孫科于1931年12月17日進京,第一眼看到的是南京、上海、北平、江蘇、安徽等地抗日救國赴京示威團學生萬余人,在南京舉行總示威。南京政府鎮壓學生,製造了珍珠橋慘案,但人心不服。東北方面,日本正進攻錦州。

  在東南,日本的大炮對著南京,風聲鶴唳,一夕數驚。孫科為首的新政府不能繼續走蔣介石的路,毅然修改對日“不抵抗”和依賴國聯解決方針,對日取強硬抵抗態度。外交部長陳友仁發表宣言,謂本政府最急之任務即在消滅戰禍,並保主權。對進攻錦州的日軍取堅持積極抵抗態度。
日軍在上海挑釁,陳友仁提出對日絕交方針,和人民的呼聲一致。孫科政府的抗日“剿共”方針,與蔣介石的只“剿共”不抗日方針相左,受到蔣介石、汪精衛的聯合反對。

  孫科本來早就請求蔣、汪、胡合作,並進京主持一切。除他個人懇請外,並求各方幫助疏通。但這三位均不為所動。實際大家都認為不可能出現三人合作局面。
1932年1月13日,蔣介石由奉化到杭州,決定拉汪排胡。15日,邀請陳銘樞、顧孟餘到澄廬寓所,請將一封親筆信轉交汪精衛。汪精衛正等著這一天,接信後,即偕陳璧君到杭州,連夜與蔣介石密談。

  17日,蔣汪聯名致電胡漢民請入京視事,故做願意合作姿態。胡漢民與汪精衛有約在先:誰也不單獨與蔣介石妥協,得知汪精衛違背前,已火冒三丈,哪肯入京!早在1931年底,胡漢民憑藉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的武力,自立門戶,成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西南軍事委員會等組織,與中央保持半獨立狀態。
蔣汪既然合作,胡漢民更以病未痊癒,需長期休養為由,拒絕進京共事,繼續在西南與之抗衡。蔣汪合作要成定局了,才找來孫科。1月18日,孫科應蔣汪之召到杭州,蔣介石、汪精衛、孫科、張繼、張靜江在杭州西湖煙霞洞密商外交、財政、軍事要政,並決定連袂入京。會議內容秘而不宣。會後記者問孫科會談結果,孫科只答:“圓滿,圓滿。”問何時回京?答:“就去。”

  同月21日,汪、蔣先後到達南京。蔣介石說他以私人資格入京贊助政府,不擔任任何職務,完全以汪先生主張為主張,表露出推汪精衛入朝主政的意思。汪精衛則說自己是以中央委員的身份入京開會的,當竭力做中央委員所做之事。

  但是,在1月23日的緊急會議上和24日的國民黨中政會特務委員會上,蔣介石、汪精衛一致把矛頭指向了孫科政府,以“先行安內,方可攘外”為據,力主對日妥協;批評陳友仁等人對日絕交主張是“只憑一時之快意,不顧國家永久利害”的“孤注一擲”行為。
蔣介石認為絕交的下一步就是宣戰,如果對日宣戰,三天就可以亡國。汪精衛與蔣介石在外交上從來沒有分歧,此時更配合默契。

  孫科把“神”請了回來,唯一的一項屬於自己的新政策不能推行,奉陪下去毫無意義,14日,陳友仁先辭職,次日孫科辭職,把南京政府交給蔣介石和汪精衛。這正是他們二人所需要的。
據聞:汪精衛曾派陳璧君出面與蔣介石密談,提出入京後兩人上臺,應出於互相推重。汪亦曾表示:“誓不一人單獨入京”。蔣汪之間已定共主南京政府之策,入京時的表白非由衷之言。

  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軍淞滬抗戰揭幕之日,蔣介石先把汪精衛推上臺,那天,他主持國民黨中政會,決議准行政院長孫科辭職,選任汪精衛為行政院長。還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統管全國軍事。1月30日遷都洛陽。2月6日,軍事委員會正式成立。
3月4日,汪精衛主持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決定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但是否由蔣介石擔任,頗有爭議。蔣介石躲在南京不出席會議,等著汪精衛去安排。汪精衛對國民黨中央要員們左說右勸,勉強說通。

  最後,在3月6日中政會上通過,8日國民政府特任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並兼任參謀總長。此後的國民政府,汪精衛掌行政,蔣介石掌軍事;國民黨中央由蔣、汪共掌。

  汪精衛說他在對日外交上與蔣介石無分歧,這是實話。但他在反蔣時對黨務、內政提出過主張。有些早就放棄了。如:關於党的法統,寧漢合流過程中和“護黨救國”運動時,是汪精衛的一張王牌,擴大會議時扔了,不必要求他此次上臺再去強調。
擴大會議、非常會議期間,他反對蔣介石獨裁,大喊大叫要民主政治,在他進了政府之後,似乎應當有所行動,但卻被他忘得無影無蹤。遠的不說,甯粵和平會議上,粵方代表提出的《中央政制改革案》中有一條:使政治民主化,其中措施之一,是每年或兩年由國民政府召集一次國民代表會議,國民代表會議得選舉立法、監察委員之半數。

  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本其精神,規定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各半數由法定人民團體選舉產生。儘管它並非真正的人民民主,如其實施也算汪精衛沒忘記他在野時的那些民主諾言,可是蔣汪聯合政府並不曾實地去做。
而且,沒有多久,即1932年年底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的時候,乾脆把這些規定刪掉了。難怪鄧演達說汪精衛除了反蔣擁蔣之外另無主張。原來那些吸引人的主張、漂亮的口號,都是些裝飾物。

  汪精衛這次與蔣介石合作得到了高官、地位和權力;但喪失的比得到的要多得多。這第一步就丟了政治人格,隨之而來的還要丟朋友。有的人原先對汪精衛很崇拜,把他看作可以信賴的政治領袖,幾次跟著他反蔣。當看到汪精衛進京同蔣介石合作所做所為,便認識到,汪精衛反對專制獨裁高唱政治民主,都是假的。
他們罵汪精衛是軟骨頭、偽君子。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先任第四軍軍長、後任二方面軍總指揮的張發奎,在“七•一五”以後,沒少為汪精衛賣力氣,打了不少仗,損兵折將,在所不惜,是汪精衛的忠實追隨者。

  汪精衛自上海和會期間住進醫院,一直不出來,張發奎去見他,陳璧君介紹他的病情時,說得很嚴重。兩天后,有人告訴張發奎,汪精衛去了杭州,他無論如何不相信。當天晚報出版,報導了蔣介石從奉化、汪精衛從上海到杭州會晤的消息,張發奎如夢方醒,大呼受騙上當。

  蔣汪合作當年,張發奎去了德國。抗戰勝利後,張發奎主持華南戰區受降工作,並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廣州行營主任。汪精衛投降日本在南京建立偽政權後,陳璧君插手廣東,任偽政權“廣東政治指導員”,作為“中央”代表,坐鎮廣東。
她不僅經營權力,而且搜刮大批錢財。張發奎接收廣州時,對漢奸陳璧君的家進行搜捕,絲毫不客氣。由此可見汪精衛在張發奎心目中的位置。汪精衛的追隨者固然因受其愚弄而憤慨;其他反蔣人士對汪精衛的出爾反爾,投機善變也非常厭惡。公開罵汪精衛的不止鄧演達。

  日本打進中國,佔領了東三省,並向南進犯。1932年3月在東北製造一個傀儡組織,名曰“滿洲國”。這個時間,恰在蔣汪連袂入京,以國民黨中央常委、中政會常委身份議決國事之後,汪精衛任行政院院長、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間。

  全國人民無不認為,政府應組織抗日。蔣介石卻說“攘外必先安內”。汪精衛則說,對日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蔣介石的方針包含對內對外,汪精衛說的是對日政策,是保證實現“先安內後攘外”方針的補充辦法,是專門解決國民政府集中軍事力量“安內”期間,對待日本侵略問題的政策。兩者精神相通,歸宿是一個。

  “攘外必先安內”是蔣介石的一貫主張,但不是蔣介石的發明,早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利用。如:宋高宗趙構面對金的威脅和連綿的農民起義,認為“腹心之患深可憂,不先去之,無以立國。內寇不除,何以攘外”,寧可對金稱臣,而從前線召回岳飛鎮壓農民軍。

  清朝晚期,既遭遇外國帝國主義侵略,又受到國內此伏彼起的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打擊,慈禧把仇恨和進攻的目標集中在人民身上,以致發展到“借師助剿”、“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地步。蔣介石稱道說:“古人所謂攘外必先安內,乃至當不移顛撲不破的真理”,是“立國的一個信條。”
他以明朝亡於農民戰爭的教訓訓導部下,1932年6月,在廬山“五省剿匪會議”上說:“現在我們的國情,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樣,所以我們要以明朝為前車之鑒。只要把國內的匪剿清,使全國團結一致,無論倭寇怎樣侵略,我們也能穩固自強。否則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國的故事”。

  一般的、籠統地評說“攘外必先安內”,很難辨別是非曲直,必須根據當時的歷史情況及其具體內容論短長。1931年夏天,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接連製造挑畔事件,關東軍磨刀霍霍,諸多跡象預示著一場罪惡的戰爭就要發生了。國人瞪大了眼睛注視著東北。

  蔣介石的槍口則對著南方的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州的非常會議。7月23日,他在指揮“剿共”的駐地南昌發表文告說:“惟攘外應先安內”,“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他告訴身負東北邊防責任的張學良:中央現時以平定內亂為“第一”;“非對日作戰之時”,遇日人挑釁,我們取“不抵抗”政策。

  日本侵略軍在瀋陽開炮了,瀋陽被侵佔,遼寧省淪陷;接著日軍向北進發……11月30日,蔣介石發表演說:“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為什麼這樣做呢?據蔣介石講過的話、做過的事看,他對敵我的認識與眾不同。

  由於日本侵華,中華民族危急,國人都以日本帝國主義為大敵,而蔣介石卻說“日本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須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我們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赤匪是心腹之患”,不治會糜爛不可收拾;“倭寇是皮膚小病”實不足慮。

  為了讓人瞭解他的意思,竟不惜把話說得過格,如:1931年8月22日在南昌講話時說:“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基於這種認識。不僅在事變前的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以數十萬大軍對紅軍發動大規模的軍事“圍剿”,而且事變後仍繼續,又發動第四次、第五次“圍剿”。

  “九•一八”事起,中國共產黨在東北進行武裝抗日,南方紅軍北上,南京政府不僅不給予方便,反而視為非分之舉,對北上紅軍圍追堵截,強令政府軍隊去“圍剿”紅軍。但當時,不論地方軍、中央軍都要求北上抗日,不願與同胞自相殘殺,甚至“對剿赤毫無鬥志”,蔣介石斥責他們“南轅北轍,本末倒置”,警告說:“如再貪生怕死,奢言抗日者,立斬無赦。”

  結果是什麼呢?最直接的是不能集中力量於抗日,並在自相殘殺中消耗本國的實力。蔣介石從南京政府的角度,承認這種現實,說:“我們國家在這幾年以來,因為有這種大患,一切建設工作都受了牽制,我們實在沒有餘暇可以培養國力,充實國防。”

  若從拿真槍真刀的“剿共”軍事來說,南京政府的精銳部隊在“剿共”前線的死傷、共產黨領導紅軍在被“圍剿”中的損失,又何嘗不是中國抗日力量的削弱、中華民族精華的令人痛心的犧牲呢?國共兩黨都是炎黃子孫,只要有愛國心,最終總會走到一起。

  打,不是解決問題的良方。事實上,國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是談成的,是通過政治方式解決的。打,反而使日本坐收漁利。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正是利用了南京政府集中軍隊“剿共”,東北軍入關先參加中原大戰後打石友三,東北邊防空虛的時機;事變後又鑽了南京政府“先安內後攘外”的空子,從而把魔爪伸向淞滬地區。
服從于“先安內”方針,對日本的侵略採取什麼方針?“九•一八”事變初是“不抵抗”,但國人皆曰可誅,招來內部更大的不穩,以致“蔣主席”不得不第二次下野;在國際上觀瞻亦欠佳。蔣汪合作後,改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提起“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這八字方針,還有一場學生懇請汪精衛入京主持党國大計的“歷史的誤會”。那是“九•一八”以後,愛國的青年學生悲憤于國土的喪失,政府的失策,“血已升到沸點”,自9月下旬,上海、北平、天津、廣州、武漢、太原等地學生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抗議日軍入侵和政府的對日不抵抗。全國各地學生,不斷湧向首都南京,向國民政府請願。

  短短三個月中,彙集到南京的學生達八九萬之多,大小請願活動百餘次。他們一致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復失地。9月28日,以上海、南京兩地學生為主,集合數千人,包圍南京政府外交部辦公大樓,搗毀外長辦公室,毆傷了外交部長王正廷。

  29日,蔣介石出面接見請願學生,表示接受請願條件,決不簽訂任何喪權辱國條約。學生暫停請願,等待政府實踐諾言。過去了將近兩個月,不見政府抗日行動。11月下旬,傳出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已通過決議,蔣介石親自北上,首赴國難的消息。

  26日,學生掀起“送蔣北上運動”,上海、北平、南京學生兩萬人,在國民政府門前聚集,冒雪過夜。次日,蔣介石發手諭,仍表示接受請願要求。學生返校等待蔣介石北上,但仍無動靜。11月底又傳出錦州設中立區的消息,舉國譁然。

  12月初,北平、濟南、徐州、上海等地學生,重新組織起來赴京請願,12月2日,蔣介石接見北平、徐州各校學生,表示中央全會後北上抗日,4日又接見,但學生不再散去。5日,北平學生示威遊行,政府派軍警逮捕學生一百八十五人,是為“一二•五”事件。為抗議政府的暴行,12月14日,各地學生再一次進京,15日,再搗外交部,毆打訓話的蔡元培、陳銘樞。17日,南京、上海、北平、江蘇、安徽等地學生萬余人在南京遊行,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搗毀誣衊學生運動的《中央日報》,受到軍警武力鎮壓,在珍珠橋附近打死、打傷學生三十余人,逮捕約百餘人,是為“珍珠橋事件”。

  在學生請願高潮中,汪精衛身處“在野”地位,從1931年10月21日至次年1月中下旬,先參加寧粵和談,後“養病”,並開汪派上海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一直停留在上海。他曾接見學生代表,發表過對內政外交的意見。

  諸如:對日宣戰須有最後決心與準備;武力不能統一,應以建設求統一、以均權求統一;今後不再檢查報紙,使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機會;支持馬占山抗日;還指責南京政府對日交涉中不堅持日本撤兵主張。

  粵方的反對專制獨裁,主張政治民主方案及抗日主張,被學生理解為是汪精衛的思想。加之,學生對蔣介石只說不做失去信任。

  由此種種,於1931年12月5日,北平學生在南京舉行示威遊行的當天,南京各校學生代表一百八十餘人,到上海歡迎汪精衛到南京主持党國大計,他們的口號有:“歡迎護党救國的汪先生”、“歡迎領導全國青年的汪先生”、"歡迎反對不抵抗主義的汪先生”等。照這些口號來看,學生確實該把“汪先生”當做愛國民主的領袖了。

  汪精衛表現出特別愛護學生的樣子,對記者發表談話,指責12月5日鎮壓學生事件,謂:不宜對學生從事禁壓,須善導。最好請民眾團體選出代表,組成一個代表會議機關,幫助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使政府與人民真正合作,一致對外。
汪精衛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沒有異議的,但不能對學生直說。12月6日,他接見首都高等學校學生代表團談話時說:“應付目前局勢的方法,兄弟認為有八個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本人待粵方四屆中委到滬後一同入京,共赴國難。

  人們不知道汪精衛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葫蘆裡裝的是什麼藥,只從字面上看比“不抵抗”好聽,比“先安內,後攘外”圓滑。

  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後,進一步說明政府對日方針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時並行。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調,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為了什麼目的實行這一方針呢?

  汪精衛說:“因為不能戰,所以抵抗。”蔣介石說:抵抗“是無戰之害,有戰之利者也。”這兩位的解釋一語道破,其“抵抗”不等於對日作戰,不是通過抵抗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去。

  抵抗是為了交涉。交涉意在求和,對外講和,才能保證集中精力“安內”。至於“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是真是假,要聽其言,觀其行,一系列鐵一般的事實說明,那純屬欺人之談。

  蔣汪這次合作,和日本人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協定,受到國人唾駡。汪精衛挨的罵更多。他的朋友替他鳴不平,勸他說:你何必替蔣介石“背黑鍋”?汪精衛倒不後悔“背黑鍋”的事,說:“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表現得相當頑固。這個臭茅坑,是蔣汪合作建造的。主謀者蔣介石,前臺主演者汪精衛。

  1932年1月28日,駐上海十九路軍愛國官兵在上海及全國人民的支持下,奮起抗擊日本侵略軍,給日軍以沉重打擊。開戰第一周,粉碎敵人數路進攻,殲江灣之敵一個聯隊,日軍司令鹽澤幸一被撤職。由海軍第二艦隊司令野村接替,增兵一萬餘人,重行進攻。

  至2月13日,野村的攻勢又被粉碎。野村被撤。由日軍第九師團長植田任總司令,增兵至三萬餘人,2月20日,舉行第三次總攻,十九路軍激戰五晝夜,打退敵之總攻。日軍重整隊伍,派白川大將(田中內閣時陸相)為總司令,加派菱刈隆為副總司令,增兵三個師團,飛機二百餘架,總兵力達六七萬人,戰線延長至百餘裡。

  十九路軍繼續奮戰,雖減員未得補充,仍堅持苦戰兩月有餘。上海和全國各地人民、海外僑胞,以金,以物,以聲,以心,以身,表達對愛國將士的支援。馮庸大學師生從北平至上海,投效十九路軍,張發奎從廣東率部北上,請纓抗日。愛國軍民共同譜寫悲壯抗日的歷史篇章。

  然而,蔣介石不滿意十九路軍擅自對日軍開戰。陳公博敘述了蔣介石和他的一段談話:

  我還記得一次我和汪蔣兩先生在浦鎮的車站山上的工程師住宅內談話時,蔣先生還說了許多埋怨十九路軍的話。

  我解釋著十九路軍不得不戰,而且上海的戰爭,我認為是政治之戰,而非軍事之戰,末後我更說:“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釀成內戰。”

  “內戰,我是不怕的。”蔣先生很堅決的(地)維持自己的意見。

  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別的話岔開,我記著汪先生告誡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語。

  蔣介石對十九路軍淞滬抗戰的埋怨,是在公開場合說不出口的。不僅如此,還要表示政府抵抗之決心;大張旗鼓地張揚對十九路軍進行支援。

  1月29日,國民黨中政會討論了淞滬事變,決定:如淞滬事件屬地方小事,我方固可讓步,但如有關領土主權,則決不能絲毫讓步,對暴力來侵犯時,必須抵抗。1月30日,國民政府發佈宣言,表明中國政府“決非威武所能屈,決不以尺土寸地授人”。

  2月1日至2日,軍事委員會在徐州召開最高軍事會議,決定把全國劃分四個防區和一個預備區。同時令十九路軍駐京、常、錫、蘇各師,迅速全部開往淞滬戰場,並派航空署長黃秉衡率飛機兩隊共二十四架,趕赴上海參戰。

  2月8日,國民黨中央慰勉上海抗日將士,贊其“忠義之氣,照耀天日”,犒勞十九路軍五萬元。2月14日蔣介石令張治中率第五軍赴滬參戰。

  背後的事件很令人吃驚。當十九路軍抗日打到一個月出頭的時候,由於日軍在瀏河登岸,側面受敵威脅,不得不由閘北退到南翔。此時,急需援兵,為此,李濟深和陳公博北上向張學良求救,希望張學良在北方起兵,牽制日軍。他們到了北平,頓時覺出冷水澆背。

  張學良沒有動兵的意思,只以上賓招待他們,請吃飯,送行,樣樣周到;說到出兵的事,話語不著邊際,使人像丈二和尚摸不到頭腦。以張學良的精明、幹練,何以致此?因為他有難言之隱。

  李濟深二人到北平之前一日,蔣介石的使者先到了,聲明李濟深等並不代表他的意思。馮玉祥請纓抗戰,蔣汪置之不理。軍政部部長何應欽扣留華僑給十九路軍的六百萬元贈款,並拖欠十九路軍軍餉。還有,上海稅警團長王賡將作戰地圖帶在身上,被日軍搜去;何應欽與海軍部長陳紹寬,“慰問”日軍等。這一切,都不偶然。

  十九路軍在浴血抗日,政府在交涉。從1月29日至2月13日,國民政府在英美公使領事斡旋下,先後三次派代表與日方接觸,尋找停戰途徑。

  13日,蔣介石電十九路軍:保持十幾日的勝利,趁此收手,避免決戰。但日軍不打算停戰,利用國民政府求和之機,增調援兵舉行更大規模的進攻。和平無望,國民政府只得再戰,增調江西、河南軍隊開滬。3月3日,國聯開會。提議中日雙方停戰。

  同一天,日本宣佈保護上海日本居民目的已達,決定在現占地區停止戰鬥。所謂“保護日本居民”,純屬謊言。日本在上海製造事件,是為了轉移國際視線,以聲東擊西的手法,掩護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3月1日,偽滿洲國宣告成立,目的已達,才同意停戰。
國民政府立即接受停戰談判。從3月14日起,談了一個多月的時間,5月5日,由中國代表、外交次長郭泰祺,日本代表、公使重光葵等在上海簽訂《淞滬停戰協定》。

  上海劃為非軍事區,中國軍隊不得在上海及其周圍駐兵;而日軍在上海一些地區仍有駐兵權。十九路軍被調到福建“剿共”。這就是交涉的結果。

  日本為了慶祝淞滬之戰勝利,在上海虹口公園開了祝捷會。朝鮮革命者投了一枚炸彈,日本白川大將喪生,公使重光葵傷了一條腿,倒是這件事很使日本侵略者掃興。

  汪精衛大談中國“外交的勝利”,說上海停戰是“平等”的停戰,“毫無對日屈辱之意”今後仍要如此“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下去。

  全國上下,一致反對這一屈辱協定,譴責南京政府妥協退讓,出賣主權。5月3日,上海各救國團體代表到郭泰祺寓所嚴詞詰問,郭泰祺無理可講,態度傲慢,宣讀停戰協定草案,藉以壓人。

  學生激于愛國義憤,用銅圓、茶杯打傷了郭泰祺的額角。汪精衛發表談話,聲言痛懲;電令上海市長迅速查明毆傷郭泰祺的責任者,“遞解歸案,嚴加訊辦”。不久,汪精衛便派額上帶著傷巴的郭泰祺任駐英公使。

  國民政府監察院長于右任,對《淞滬停戰協定》義憤填膺,發動監察委員們,對主持談判事宜的行政院長汪精衛提出彈劾案。以協定未送立法院議決即簽字生效為違法,呈請中央最高監察機關依法處理。

  蔣介石急忙從後臺出來解圍,派人到于右任家疏通,致于右任憤而赴滬。然後,國民黨中政會、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常會,分別開會討論,認定對汪精衛彈劾案不能成立。蔣介石在中政會上說:“本案手續上辦理既無錯誤,當然不成問題。”

  上海各民眾團體聯合會通電全國,提出由各團體籲請立法院切實聲明上海中日停戰協定全部無效;並籲請監察院繼續提出彈劾,責成汪精衛引咎自劾,否則法律懲戒。黨政軍大權在蔣介石、汪精衛手裡,彈劾案被否定,誰籲請也無效,只能不了了之。

  上海事件的處理開了一個頭,做出一個樣子。這就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這就叫“不失領土,不喪主權”。以後對付日軍的新侵略活動,沿著這條道走。

  汪精衛投日是替蔣介石背黑鍋?兩人早已密謀好

  日本在上海停戰,回過頭經營偽滿洲國,一方面進攻東北的抗日軍隊,以鞏固其殖民統治;一方面擴大偽滿洲國的範圍至熱河。南京政府對北方防務沒採取有力措施。

  上海停戰後,蔣介石立即把兵力集中到南方,6月7日,蔣介石離南京赴漢口“督剿”紅軍,15日,在廬山召開鄂、豫、皖、贛、湘五省“清剿”會議,蔣介石親兼鄂豫皖三省總司令,在“攘外必先安內”口號下,調五十萬大軍對紅軍進行第四次大規模“圍剿”。

  就在第四次“圍剿”紅軍的過程中,1933年元旦,日軍炮擊榆關,隨即攻佔。2月25日,日軍開始進攻熱河。3月3日,熱河省湯玉麟棄城南逃。4日,日軍唾手而得承德。之後,日軍繼續發動對長城各口的攻擊,下一個目標是華北腹地。
喪師失地,全國有目共睹,無法掩蓋,責任歸誰?蔣介石從南方“剿共”前線到石家莊,3月9日,蔣介石與張學良晤於保定,要張學良承擔榆關、熱河失守責任,引咎辭職,以平民憤。張學良早在兩天前已向南京政府電請辭職,蔣介石順水推舟,在專車上與張學良商談時說:

  我接到你的辭職電報,很知道你的誠意。現在全國輿論沸騰,攻擊我們兩人,我與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國憤怒的浪潮,難免同遭滅頂。所以我決定同意你辭職,待機會再起。

  蔣介石安排張學良辭職後出洋治病。張學良本以為蔣介石此次北來會要他反攻熱河,收復失地的;不料蔣介石只把失地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了事。

  張學良抱頭痛哭,對隨從人說:“蔣先生對日仍以外交為主,並想用黃郛(親日派)到北平來主持政務,專辦對日外交”,“人罵我不抵抗,我也不辯。但下野後,天知道我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

  張學良下野,北方戰事仍以東北軍、西北軍為主對付。中央軍精銳主力繼續留在南方打紅軍,只有十七軍的兩個師調到長城一線。閻錫山撥一部分軍隊歸北平軍分會。

  北平軍分會委員長一職,自1932年8月起,由蔣介石兼,也就是說,蔣介石不但在中央總掌軍事,而且對北方軍事負直接責任。

  但他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方“剿共”,故由張學良以北平軍分會副委員長的身份代行委員長的職權,接受蔣介石在南方的遙控。張學良下野後,由何應欽代理北平軍分會委員長之職,這樣,華北、平津以及東北軍落入蔣系之手。

  事情很明顯,蔣介石此次北上不是組織軍隊從日本手裡收復失地;而是解決失地責任和華北控制權。這之後,他把華北軍事交給何應欽指揮,在保定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由何應欽代蔣主持,坐鎮華北。然後南返,與汪精衛策劃對日“交涉”權力諸事,以解除對他南方“安內”軍事的干擾。

  汪精衛由於諸多原因,在上海停戰後,於1932年8月6日辭職,把行政院交給了宋子文。蔣介石不同意汪精衛辭職,只給三個月假期。10月21日,汪精衛以養病為名去了德國。熱河吃緊時,蔣介石不斷電催汪精衛回國。

  汪精衛不帶兵,不負責軍事,要他回國當然不是為了“抵抗”,他的“長”處是“交涉”,在蔣汪合作的政府裡的分工是對日謀和。

  對此,汪精衛有強烈的使命感,接到蔣介石的催歸電,很及時地於1933年1月11日自德國杜平根啟程回國,中途曾轉道日內瓦,在國聯發表一份聲明書,謂中日爭端並非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中國無力對日宣戰.

  但日本取作戰方式時,中國將竭力禦侮;日本南侵,中國將採取陳述國聯與抵抗侵略同時並進政策。隨後取道法國,於3月14日抵達香港,17日到上海。

  汪派骨幹陳公博是最知道蔣汪合作及汪精衛使命內幕的人。他一針見血地說:汪先生這次歸來,很使我擔心,他主持了一個《淞滬協定》,已給人家批評不少,這次回來,准又再訂一個什麼的協定。因為汪先生雖然離國幾個月,行政院長還是虛懸,他雖然三番五次推薦宋子文,蔣先生只是不答應。

  我又怎樣能夠幫助汪先生呢?只能聽其自然吧。蔣先生之虛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非常明白,也許因為汪蔣合作的關係,也許蔣先生要對日緩和,不願意自己嫡系人物首當其衝。

  汪精衛雖然回國,但表示他只在中央黨部負責,提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任宋子文為行政院長。宋子文一直代理汪精衛行政院長職務,汪回上海當天,他發表聲明:“汪院長為吾党先河,群倫領袖,值茲河山破碎,大敵當前,非汪主持大計不足以挽此危局”,“子文當於十七日停止代理院務,追隨汪院長,盡其職責。”

  蔣介石從保定電請汪複任行政院長。3月26日,蔣汪在南京會晤,商定:對日外交汪精衛有最後決定權。有汪精衛主持南京行政,主要是對日交涉,蔣介石於4月2日又去了江西,繼續指揮反共戰爭。

  汪精衛回國後,先裝腔作勢、誇誇其談地發表一通他對前段戰爭的看法,指責張學良不得力,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陷,實不成話。今後再不抵抗必影響外交。”‘須先有抵抗然後有交涉。”“今日以後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

  這時,長城各口中日雙方爭奪戰正在進行。這一戰從3月初至5月下旬,日軍進攻長城線,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國軍隊節節抵抗,共投入三十餘兵力,主要是地方軍;中央軍不及十分之一。日軍十五萬餘,偽軍十萬。中國主力仍在南方,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指望以抗戰求勝利,而抱定以抵抗求妥協的方針。

  為了和日本“交涉”便利,決定成立北方政務委員會,屬行政院,駐北平,和何應欽領導的北平軍分會共掌華北全域,分掌政務和軍事。

  關於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人選,汪精衛先有一個方案,但蔣介石主張用黃郛,中政會裡有幾個人反對,汪精衛做說服工作,最後,5月3目的中政會根據蔣介石的意圖,決定由黃郛擔任。黃郛是政學系頭目,與日本素有來往,把他推到前面,對日“交涉”順手,汪精衛又多了一個膀臂,有利無害。

  黃郛受命之後,就在上海與日本方面代表密談停戰問題。但對記者談話不承認對日妥協,聲明“本人當本中央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旨應付華北危局”。

  5月17日,黃郛到北平,立即與何應欽等開會,傳達中央先辦理停戰的意圖。然後根據日方要求,派北平軍分會高級參謀、步兵上校徐燕謀作為軍使,去密雲向關東軍求和。

  日本提出停戰條件,黃郛、何應欽決定接受,於5月31日,雙方日本關東軍代表、關東軍參謀副長、陸軍少將岡村甯次等,和中國北平軍分會代表、北平軍分會總參議、陸軍中將熊斌等,簽訂停戰協定,即《塘沽協定》。

  這又是一個喪權辱國的協定,它所規定的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撤退線,實際上默認了日軍對長城以北中國領土東三省、熱河的佔領,並以冀東為“非武裝區”,使華北門戶洞開。
汪精衛為這個罪惡的協定辯護,否認喪失主權,否認對日妥協。全國輿論強烈抨擊蔣介石和汪精衛。《國聞週報》發表《停戰與華北前途》一文,指出:如果要說那些以大刀、石頭及血肉之軀英勇與日寇拼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後入永世頌揚的話,那麼南京政府,尤其是蔣汪二人,實是出賣中國領土主權、出賣流血犧牲的愛國官兵、出賣愛國民眾的“千古罪人”。

  何應欽、黃郛的背後是蔣介石和汪精衛,罵他倆是千古罪人沒有錯。特別是蔣介石,不只何、黃聽命于他,汪精衛也必須以他的意見為上。

  政務委員長的人選就是一個例子。汪精衛為《塘沽協定》辯解,但不否認自己承擔責任,不能不認帳,只是說:“誰叫我當行政院長呢!”

  《塘沽協定》之後,與偽滿洲國通車、設關、通郵,滿足日本的要求,均由汪精衛、黃郛等辦理。同樣,以不同形式與蔣商量,有的曾先去江西聽蔣介石的意見之後,再實際操做。

  這固然反映蔣介石、汪精衛在南京政權中的地位和權力不對等;更重要的還在於政府的工作以“剿圍”紅軍為中心,政策的側重點在內不在外。

  對日方針服從于“安內”的需要,給集中政府的力量於“剿共”創造一種環境。抵抗是為了“交涉”方便,通過“抵抗”和“交涉”爭取停戰,屈辱喪權,在所不惜。蔣介石直接主持“剿共”軍事,汪精衛負責行政、對日工作,與之配合,因此,決策時,不能不圍著蔣介石的意圖轉。

  就這樣,左一個協定,右一個協定地出賣主權。到1935年,日本侵略者進一步向華北擴張,製造華北事變時,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府又于同年6月27日同日本訂立《秦土協定》,7月6日同日本達成《何梅協定》,使冀察兩省主權大部喪失。隨之而來的是蔣介石、汪精衛臭名遠揚。

  人們自然形成的認識,所謂蔣汪合作的政府,實際上蔣介石是主宰者、實權派,所以認為汪精衛是替蔣介石“背黑鍋”。也可能是“人各有志”吧,汪精衛甘心情願“背黑鍋”,和蔣介石一起“跳茅坑”,“臭到底”。

editor
文章: 123
註冊時間: 週二 6月 9日, 2015年 8:42 pm
聯繫:

Re: 汪精衛投日是替老蔣背黑鍋?兩人早已密謀好

文章editor » 週六 7月 25日, 2015年 11:52 am

蔣介石“安內攘外”理論的兩個層次及其關係

• 發表於:2015-07-24 20:31:13
• 作者:秋菊

對於蔣介石的“安內攘外”,亦即“攘外必先安內”,國內外史學界長期以來已做了許多有益的探討,但仍存在某種不足之處,實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我們認為,“安內攘外”是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在九一八事變前後提出並形成的一種基本理論,這種理論包括具體政策理論和總體戰略理論兩個不同的層次。九一八事變以前,它主要是為當時的具體政策服務的,是一種剿共、消滅異己的理論。

九一八事變以後,它則上升到總體戰略的高度,成了處理內外關係的基本準則,其他一切具體政策都是從它引申出來,並服從於它的。本文擬就這一理論的兩個層次及其關係、特點加以論述,以進一步認識其發展和本質。 

 一南京國民政府自1927年4月成立後, 實行了一系列違背時代潮流的誤國政策,包括對內和對外。在對內方面,為擴大地盤和建立專制獨裁統治,極力推行反共滅共和剪除異己的內戰政策,實施法西斯的特務政治、党化教育和封建的保甲制度,摧殘民心民意,鎮壓各界人民的反抗和進步活動。在對外方面,以反蘇親帝為主旨,在與蘇聯斷絕邦交的同時,千方百計尋求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當然,南京政府在某些問題上與英、美和日本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妥協和讓步則成了它對這些國家政策的本質特徵。 1929年6、7月起,東北發生中東路事件,中蘇關係緊張。與此同時,蔣介石與馮玉祥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以至兵戎相見。 這一年10 月28日,蔣在討馮通電中說,他“奉党國之威靈,為主義而奮鬥,討賊戡亂,安內攘外,皆系於今日之一役”

〔1〕。 當時蔣“安內”所要對付的“賊”和“亂”,無疑是指馮玉祥等國民黨內的反蔣派和中共領導的革命鬥爭;而“攘外”則主要針對所謂“赤色帝國主義”的蘇聯,以及無定指的所謂“白色帝國主義”。這是蔣介石最早用“安內攘外”來概括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內外政策,其用意顯然在於強調討馮之役對於“安內攘外”的重要性,有利用當時由“廢約運動”和中東路事件所引發的民族主義情緒增強自己號召力的意味。 1931年春夏,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日本帝國主義為了製造武力侵佔中國東北的口實,在那裡挑起了中村大尉事件、萬寶山事件等一連串衝突,並造成朝鮮的排華風潮。同年5月, 廣東反蔣派在廣州成立了與南京相對峙的另一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形成寧粵分裂局面。正忙於第三次圍剿紅軍的蔣介石,於7月23 日在南昌發表《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說:“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者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自當以臥薪嚐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可以看出,由於中日民族矛盾不斷加深,蔣此時的“攘外”重心已逐漸向日本方面轉移。但蔣接著又說:“惟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此次如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剿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即不能攘外。”
〔2 〕也許有人會指出,蔣介石在此似乎已將“安內攘外”作為處理內外關係的總體戰略原則了。不過我們認為,儘管當時東北的局勢風詭雲譎,中日關係險象環生,全國各界的救亡呼聲增高,但“攘外”在蔣的心目中不占任何地位。他之所以提出“攘外應先安內”,與其說是一種自覺的理性思考和決策,毋寧說是假借“攘外”的口號來爭取全國輿論,以儘快實現其剿共、消滅異己的內戰目標。因此,他在上述文告中聲言:“必期於最短期內剿滅赤匪”,“赤匪有一日未滅,而中正之責任一日未盡”
〔3〕; 不久又在另一篇《告全國同胞書》內宣稱:“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計其他。”
〔4〕以上事實說明,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安內攘外”主要是一種剿共、消滅異己的理論,是為當時的具體政策服務的,並未上升到處理內外關係的基本原則這個總體戰略的高度。由於“安內攘外”的理論色彩較淡,因而南京政府的一切政策、舉措都是赤裸裸的,缺乏隱蔽性。不消說,那時南京政府在其內外政策中將目標側重于在全國建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蔣介石的個人獨裁統治,“攘外必先安內”的主次內容實際上已存乎其中,只是尚處於朦朧狀態,還沒有形成一套較完備的理論形態罷了

editor
文章: 123
註冊時間: 週二 6月 9日, 2015年 8:42 pm
聯繫:

Re: 汪精衛投日是替老蔣背黑鍋?兩人早已密謀好

文章editor » 週四 10月 8日, 2015年 4:22 pm

揭開九一三事件真相:林彪墜機前已被殺死
2015-10-8 07:08
發佈者:從火星來

  本文摘自《“九一三”事件考證》,張聿溫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林彪的出逃和256號專機的墜毀,是地地道道的突發事件,無論對於中國還是對於蒙古方面來說,都是出乎意料的。

  當林彪的座機起飛後,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都不知道他的真實意圖和最終去向。周恩來只知道情況有異,問題嚴重,於是下令打開雷達,嚴密監視。


  飛機自北戴河起飛後,開始是向著北京方向飛的,但當14分鐘後飛機緩緩轉彎,然後向西再向北,情況愈發顯得不妙之後,周恩來果斷地向空軍司令部調度室發出命令:“請你們向256號飛機呼叫,希望他們飛回來。就說不論在哪個機場降落,我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

  (邵一海:《“聯合艦隊”的覆滅》,春秋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頁)然而256號飛機雖然開著無線電,聽到了地面的呼叫,但就是不肯作任何回答。


  林彪的座機一越出國境,原本已有某種預感的周恩來所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他氣憤地罵了聲“叛徒”,立即從人民大會堂驅車前往中南海,當面報告了毛澤東。隨後,兩人決定,向全國發佈禁空令:關閉所有機場,所有飛機一律停飛。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連夜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宣佈林彪叛逃事件,主持研究應付各種情況的應急措施。
徹夜未眠的周恩來,親自給全國11個大軍區和29個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打電話,通報林彪外逃的情況,要求各地堅決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出於保密的考慮,周恩來使用的是經過斟酌的語言:“廬山會議第一次全會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坐飛機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國方向去了!

  你們要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從現在起,立即進入緊急備戰。”當有的受話人一時反應不過來,還要進一步詢問時,周恩來馬上打斷其話語,著急地反問道:“怎麼,你還不明白嗎?”(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頁)

  9月13日上午,周恩來召集軍委和總參有關領導開會,分析林彪外逃可能出現的軍事動向,研究內防政變、外防侵略的兵力部署。決定集中3個機械化師、2個坦克師、1個炮兵師、4個警衛師,共10個師的精銳部隊,由北京衛戍區統一指揮。


  京北南口,京東首都機場,京南保定以北,是重點防禦地區;防空降、防機降、防機械化部隊突襲,是主要作戰方式。當晚,各部隊進入了預定作戰區域。

  中南海內加強了警戒,增加了警衛兵力,修築了掩體,架設了機槍和防空武器。毛澤東悄悄搬出了中南海原來的住房,來到人民大會堂118廳暫住。

9月14日上午,外交部專門研究了外交對策。當時作了四種估計:(一)由林彪出面公開發表叛國聲明;(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過外國廣播或報紙發表談話;(三)林彪及其追隨者暫不露面,也不直接發表談話,由外國通訊社客觀報導林彪已到達某國某地;(四)暫不發表消息,以觀國內動態。

  會議分別討論了在上述情況下的對外交涉和如何表態問題。據說,針對第一種可能,還起草了《政府聲明》的稿子,以備急需。(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171頁)

 這一切都說明,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對林彪的出逃頗感意外,都不知道林彪出逃後會採取什麼樣的舉動,中國所面臨的會是什麼樣的局面,他們作了最壞的打算。

  最先得知256號三叉戟飛機墜毀消息的,是蒙古方面。不過,他們也不知道這是林彪的座機,他們根據飛機失事的殘骸判斷,這是一架中國的軍用飛機。

  頭一周雙方外交部門的交涉,事後看來是戲劇性的。

  9月14日上午8時30分,蒙古外交部副部長額爾敦比列格緊急約見新上任的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通報說13日淩晨2時左右,在蒙古肯特省貝爾赫礦區以南10公里處,有一架中國的噴氣式飛機失事。


  飛機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的飛機,乘員9人,包括1名婦女,不幸全部遇難。他就中國軍用飛機深入蒙古領土提出口頭抗議,希望中國政府就此事作出正式解釋。

  許大使聞訊大吃一驚,他不敢怠慢,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國內,請示如何處理。中午12時50分,駐蒙古使館的特急電報便送到了中國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手上。

  正在主持外交部核心領導小組會議的姬鵬飛看罷大喜,那顆原本極度緊懸的心隨即放了下來,向與會者說了這樣一句話:“機毀人亡,絕妙的下場!”並立即派人把電報送到人民大會堂,報告正在那裡的毛澤東和周恩來。

  大約14時左右,已連續工作50多個小時沒有合眼、剛剛入睡的周恩來被緊急叫醒,首先看到了電報。他頓時異常興奮,連聲說:“啊,摔死了!摔死了!”顧不上換下睡衣,親自拿著電報快步前往118廳報告毛澤東。


  這樣,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林彪出逃大約36個小時之後,知道了林彪機毀人亡的結局。他們舒了一口氣,因為人一死,此前許多迫在眉睫的擔心也就稍微可以放緩了。

  但他們依然決定,在沒有拿到林彪摔死的確鑿證據,沒有完全弄清事實真相之前,對內對外都要嚴格保密。於是,外交部指示駐蒙古使館繼續就飛機失事原因進行調查和交涉,並把進展情況隨時報告國內。

  9月18日,在林彪出逃5天之後,中共中央發出了第一份通報林彪叛逃的檔。在這份著名的編號為57的檔中,劈頭一段就是:“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

  自此,對“九一三”事件的傳達按照由上而下、先黨內後黨外的順序陸續展開,林彪出逃事件向世人公開了。大約到國慶日前後,國內外就都知道中國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事變,林彪和毛澤東決裂,因發動政變不成,出逃中摔死了!

  此後,國內外圍繞林彪座機的墜毀,出現了種種猜測和說法,概括起來有:


  (一)西山遇害說

  此說出自一本1983年在美國出版的英文新書,書名為《TheConspiracyandDeathofLinBiao》,作者Yaomingle。1983年6月,由臺灣時事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譯成中文,書名譯為《林彪的陰謀與死亡》,作者譯為姚明理。


  1983年8月,香港遠東評論出版社也將此書翻譯出版,書名譯為《林彪之死——流產政變幕後秘辛》,作者則譯為姚明樂,並指出按中文諧音“要鳴了”的意思。

  在這本書中,說林彪、葉群是在西山參加了毛澤東精心安排的晚宴後被火箭打死的,在溫都爾汗墜毀的三叉戟飛機是林立果乘坐的,中央文件所公佈的墜機現場的照片出於偽造。

  書中是這樣描繪的:

  林立果當上空司作戰部副部長之後,就刻意發展“上海小組”等秘密組織。有一天,他對周宇馳說,要準備暗殺並推翻毛澤東,要周起草武裝政變計畫,並強調這是他爸爸的意思。


  事隔不久,林彪叫吳法憲去,向吳交了底:“現在主席是決心要我在他之前死,他也要你們全部陪我到八寶山去”,因此必須“使用特別手段”,“迅速行動,控制情勢”,“毛澤東的旗子不必摘下,但他的權力要除掉”。之後,吳法憲獲知林彪已經同黃永勝做過類似的談話,很快也要同李作鵬、邱會作談。

  林彪自己構想的“特別手段”,是與林立果的陰謀並行的另一套“宮廷政變計畫”,葉群和黃、吳、李、邱“一致贊許計畫精妙”。

  計畫的核心是製造中蘇衝突,同時借機殺掉毛澤東。實施辦法一個是對蘇聯發動突然襲擊,另一個是事先同蘇聯秘密接觸,請蘇聯合作製造戰爭;戰爭爆發,就請毛澤東躲到“玉泉山的工事”自保,然後用毒氣彈把毛殺死,屍體燒成灰燼;達到目的以後,就同蘇聯“從戰爭轉為休戰,敵對轉為結盟”。

  計畫既定,林彪一夥就讓總參謀部的蘇軍情報處物色了一個兩面間諜吳宗漢,讓吳向蘇聯轉達他們的意圖。但是蘇方不相信,認為純屬開玩笑。

  林彪和林立果的暗殺計畫,被周恩來從幾條途徑獲悉,周馬上通報給毛澤東和汪東興,建議即刻結束南方巡視之行,而且在抵達北京之前,要作出如何對付林彪行動的確切的決定。在毛澤東抵達天津的時候,周恩來通知毛,林彪意外地從北戴河回到了北京。


  9月12日晚8時10分,林彪、葉群帶了海鮮和人參等禮物,抵達毛澤東在“玉泉山”的別墅。席間,毛澤東專門打開一瓶明朝的老陳酒招待林彪夫婦。毛先談到南方巡視的經過,以及旅途的愉快,後又談到關於長壽的研究,並和林彪相互夾菜,氣氛親切而熱烈。宴席也有江青、周恩來、康生、汪東興參加。

  晚宴結束,這幾個人提前告辭,主席又挽留林彪、葉群談了20分鐘。晚8時54分,林、葉正式告辭,毛澤東和汪東興目送他們上車。

  晚11時整,毛的別墅內外都聽得見接連兩次巨大的爆炸聲。原來,是林彪的座車以時速15公里駛過別墅外曲折的小路,在拐彎處離路障七至八米處滑停下來。這時,埋伏在附近的8341部隊的爆破小組,看到發射火箭的信號發出來了,隨即扣動扳機,瞬間一聲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一枚40釐米火箭彈不偏不倚打到汽車後部,接著第二枚火箭彈射向汽車的中部,汽車有好幾部分在火焰裡飛向空中。

  前座的兩個人被炸得粉碎,後座的婦女,腰以上被炸成一堆破布與骨頭,坐在她身邊的男人炸得只剩下半邊臉,但身體尚有部分完好無損。

  這些照片與中央辦公廳公佈給高幹看的照片大不相同,後者是駐蒙古的中國大使館在飛機失事現場拍攝的。不用說,林彪躺在飛機殘骸裡的照片,和葉群、林立果的照片一樣,都是經過改造的。

  當時已到西郊機場的林立果突然之間變得不知所措,周宇馳叫他立即乘三叉戟飛機起飛。林立果問周自己怎麼辦,周說他可以乘直升機逃走,將在約定的地點會合。

  周恩來找黃永勝談話,說林彪已供認了他的秘密活動,將聽候命令,接受審查。黃永勝感到已無回避餘地,林彪屈服了,他只能跟著做。周令黃給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打電話,說他已認罪。

  這幾個人看到已別無選擇,也都俯首認罪。周要吳法憲到空軍指揮所去,向各軍區空軍和指揮中心發佈命令,禁止全國各機場起降任何飛機,並問他是否可以迫使逃走的那架噴氣式飛機下來。吳指示北京空軍司令李際泰,派4架殲7飛機,從楊村機場起飛,去內蒙古追那架三叉戟噴氣機。

  當那架飛機朝中蒙邊境飛去時,周問吳怎麼辦,吳主張將它擊落,周同意,吳就讓李際泰下令靠近邊界地區的3個導彈營發射地空導彈。

  那架飛機進入蒙古領空後,就從雷達螢幕上消失了。據空軍的攻擊效果分析報告認為,第一批導彈已將這架飛機擊中使其受傷,但駕駛技術高明的潘景寅,立即降低高度躲避雷達追蹤。

  256號三叉戟飛機墜毀後,在烏蘭巴托的中國大使館派人到失事地點展開調查。大使館用電報傳回北京外交部呈周總理的秘密報告上,標有“81029號絕密文件”字樣,裡面說墜機的乘客年齡在20至50歲之間。

  大使館努力安排把屍體運回中國,但後來接到一項命令——事實上是毛澤東直接下達的——要把屍體就地埋在墜機地點附近。

  蘇聯和蒙古均派技術人員對已埋葬的屍體進行檢驗,至少有一些蘇聯的驗屍人員不相信林彪是那次墜機而死的乘客之一。

  此說純屬荒誕不經的惡意捏造。(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25頁)

  (二)導彈擊落說

  此說又分為兩個分支,一個分支是中國擊落說,另一個分支是蘇蒙擊落說。

  所謂被中國擊落,是說毛澤東、周恩來見林彪叛逃,怕他逃往蘇聯後在蘇聯的幫助下打回來,或在外策動、指揮中國內戰,便下令解放軍用地空導彈將林彪的座機擊落了。

  此說在林立果選中的“未婚妻”張甯的書中有過披露。張甯對林彪座機的墜落前後說法是不一致的。她在《張寧:自己寫自己》一書中寫道:“空軍司令吳法憲,12日當夜與周恩來一起監視雷達跟蹤情況,吳法憲與葉群關係密切,怕惹禍上身,主動建議道:‘要不要把它打下來?’周恩來當時是制止的。”

  (張寧:《張寧:自己寫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頁)但她在《塵劫》(張寧:《塵劫》,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年出版發行)一書中,又借用第二炮兵一位轉業軍人的話說,飛機是被導彈打下來的。這位轉業軍人說:“當年出事時,我在基地當兵,我們接到開炮命令,不知道是什麼目標,以後聽到檔傳達,心裡才明白是林彪座機。”

  張寧問他是不是搞錯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馳劫持的飛機。這位轉業軍人笑道:“打直升機哪用導彈?周宇馳的直升機是在北京郊區迫降的,根本沒用開炮。我們導彈發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們用的是新式導彈,彈頭進去反向爆炸,當時打傷了飛機。”(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50頁)

  所謂被蘇蒙擊落,是說林彪座機越過中蒙邊界後,由於事出突然,在蘇蒙警戒雷達上出現大飛機回波,蘇蒙方面以為是中國方面入侵的轟炸機,便發射地對空導彈,將其擊落了。

  此說的背景是:當時中蘇、中蒙關係緊張,兩年前即1969年3月,曾發生過珍寶島事件,中蘇兩國邊防部隊在中國東北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發生過武裝衝突,差點釀成大規模戰爭。有消息說,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甚至揚言要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的威脅”。

而蒙古追隨蘇聯反華,蘇聯在中蒙邊界陳有重兵,林彪座機進入的方向遠端警戒雷達、防空導彈陣地不少,離溫都爾汗不遠的軍用機場還駐有蘇聯的一個航空兵師。

  據林彪座機墜毀現場附近的蒙古老百姓稱,曾聽到一陣“難聽”的“嗡嗡聲”,看到“從西南向北飛過來一架冒著大火的飛機,飛得相當低,在巴圖腦爾布蘇木上空,繞圖門山轉了一圈,順著紮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飛行,聲音越來越大,大概不到20分鐘,在蘇布林古盆地墜毀。

  當時沒有聽到大的爆炸聲,只看到現場大火連天”。據此揣測,很可能是林彪座機被蘇蒙導彈擊中而墜毀。

  被導彈擊落的這兩種說法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導彈先將飛機擊傷,然後飛機在試圖迫降時墜毀,而不是被導彈打得淩空爆炸。

  這種導彈擊落說還有一個重要根據:飛機機翼的翼根處,有一個直徑40多釐米的大洞。(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頁、第359頁)

  (三)迫降失事說

  此說是墜機現場中方勘察人員、軍內有關專家通過分析而得出的結論。

  此說認為256號飛機的墜毀,是迫降失敗造成的。在漆黑的夜間,在異國不明的土地上,又是在沒有地面組織指揮的情況下迫降,是極其危險的。這一點,林彪座機的飛行員肯定清楚。但飛機之所以要實施迫降,也是萬不得已,原因是油料不夠,已經無法繼續飛行。

  三叉戟飛機加滿油為21噸,9月12日晚從北京西郊機場飛往山海關時,沒有加滿,只加了15噸油。而林彪從山海關倉皇出逃時,由於急促,沒有來得及加油。

  據估算,飛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時,油箱存油12.5噸,從山海關到墜毀地點,共飛行約120分鐘,耗油約10噸左右,這樣,飛機存油量只有2.5噸左右,而這時油箱還有一部分油,因為油泵抽不上來,不能使用。

  這樣,飛機要為避開雷達繼續低空飛行,最多只能飛20多分鐘。儘管墜毀地點離溫都爾汗的簡易機場只有六七十公里,如果到那裡降落的話油量是夠的;但由於機上沒有領航員,地面沒有導航,夜間飛行員很難確定自己的確切位置,加上這是一條生疏航線,飛行員心情緊張——一則因為倉皇出逃,技術方面毫無準備;二則屬於偷越國境,擔心被蘇蒙防空部隊擊落,這諸多因素,決定了飛行員急於夜間迫降求生。

  正是由於地形複雜,心情緊張,機組人員不齊——專機機組原本9人組成:機長、第一副駕駛、第二副駕駛、領航員、通訊員、主管機械師、機械師、特設師和空中女服務員。

  但匆忙登上專機的機組人員只有4人:機長潘景寅和3名機械師——沒有地面導航,迫降動作又沒有做好,結果導致了飛機的失事。失事飛機的機頭方向,是往回飛的方向。

  支持這一說法的還有時任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治局委員的莫羅紮姆茨對記者的披露:“我們最先發現飛機時並非是其正穿越我們的國境,而是它已經飛越了我國領土,它向蘇聯人表示:‘讓我們進入。’但蘇聯人拒絕了。


  我們得知如果此飛機繼續飛行,它將被擊落,這就是飛機當時為什麼會掉頭轉彎。”莫羅紮姆茨說,他是在飛機墜毀幾個月後,在一次與一位資深蘇聯軍官的偶然聊天中獲悉這一資訊的。

  (四)機上搏鬥說

  此說認為飛機的失事,是因為飛機上發生了搏鬥,導致飛機失去控制而墜毀。

  1972年1月英國《新觀察家》駐莫斯科記者報導說,他聽蘇聯人講,蘇聯專家把已經燒焦的林彪屍體整理出來,發現屍體上中了9顆子彈,呈蜂窩形。而在溫都爾汗的墜機現場,也發現了散亂的幾把手槍和多發子彈。

  這位元記者和這家報紙的意思是想證明,機上有人得知林彪要叛黨叛國,於是向林彪開槍,引起混戰和搏鬥,導致飛機失去控制,從而機毀人亡。(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頁)

  (五)自殺殉職說

  此說將矛盾的焦點集中在駕駛員潘景寅身上,基於對潘景寅是位優秀的忠誠于祖國的飛行員的分析而成。

  此說認為,潘景寅原先並不知道林彪要往蘇聯跑,他以為林彪要連夜回北京,或者去大連、廣州。作為林彪專機的機長,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從技術上講,都是經過嚴格挑選,忠誠可靠的。

  平時,潘景寅當然是絕對服從林彪、葉群、林立果命令的,林彪、葉群、林立果讓他往哪裡飛,他就往哪裡飛,不會打半點折扣。但當林彪、葉群、林立果命令他越過邊界,飛往蒙古、蘇聯的時候,他動搖了。

  他很明白飛出國境意味著什麼,很明白“蘇修”、“蒙修”都是中國的敵人,也很明白叛黨叛國這個罪名的極端嚴重性,那樣不但會葬送他本人的政治生命,還會連累他的家人,使他們一夜之間變成反革命家屬。況且,林彪的叛逃會在國內外引起嚴重後果,給祖國和人民帶來無法預料的災難。

  從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發,受黨教育多年的他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終於決定橫下一條心,不惜和飛機同歸於盡,也要粉碎林彪叛國投敵的罪惡陰謀。於是,他採取了看起來是因油料不夠而迫降逃生,實際上是用自殺殉職來報答党和人民培養教育,用同歸於盡來中止林彪可能給國家帶來巨大災難的壯烈行動。

  此說有鄧小平的一段話作根據。1980年11月15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談到“九一三”事件時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的黨和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

  按照鄧小平的邏輯和推斷,既然“同樣一架飛機”的飛行員是個好人,可以英勇搏鬥,那麼256號專機上的飛行員也是個好人,也就不排除他採取自殺殉職行動的可能性。

(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頁,以及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報》)

chanhe
系統管理員
文章: 583
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8日, 2015年 10:26 pm
聯繫:

Re: 汪精衛投日是替老蔣背黑鍋?兩人早已密謀好

文章chanhe » 週六 10月 31日, 2015年 11:03 am


沈之嶽:國共潛伏陣營的“最大謎題”

pp2477422014/5/17 15:20:51收藏

[摘要]曾潛入延安謀刺偉人、周恩來、博古等人。
作者系文史學者

沈之岳是20世紀國共兩黨諜戰的一個關鍵人物。國民黨稱,沈是戴笠手下的得力幹將,早年奉命潛入延安,企圖暗殺偉人、周恩來、張聞天等人;赴台後更成為“繼戴笠之後的第二代諜王”,被後世稱為“藍色007”。另一說法則稱,沈之岳根本就是共產黨,且為共產黨在臺灣至死都未被發現的兩大臥底之一,其證據就是沈晚年赴大陸治病,中共高層鄧小平、楊尚昆等以貴賓接待之。沈之岳去世時,前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對他的評語是“智勇雙全,治國有方,一事二主,兩邊無傷”。正是這句“一事二主,兩邊無傷”,使外界對沈之嶽身世之謎留下無盡的猜想空間。

戴笠手下的“一員幹將”
沈之嶽,1913年2月生於浙江省仙居縣。1930年5月進入南京中央軍校第八期第二總隊交通科學習。1933年進入上海復旦大學就讀。沈之岳受共產黨同學耳濡目染,開始積極參與支援工人運動。沈進入浦東煤炭公司當工人,之後作為罷工運動的帶頭者,被國民黨當局拘捕入獄。
沈之岳之所以成為軍統特工,其過程有點讓人啼笑皆非。按時興說法,他是“被軍統”的。被捕後他從容自若而又子虛烏有地搬出某個國民黨大員臨時做自己的親戚,把一幫老特務唬得團團轉又核查不便,最終沒敢造次,使他免受了各種酷刑。真相大白後,特務處認為這小子真是人小鬼大。這件事傳到戴笠那裡,戴素好奇才,遂幾次與沈深談,沈終被戴笠說服,加入國民黨特務系統,接受戴笠單線秘密領導。戴笠指示沈之嶽加入中共組織,潛伏其間。
此後,為了提高沈的業務水準,也為了將來給他一個合法的晉身之階,戴笠將沈之嶽送入自己控制的浙江警校學習,這期間沈之嶽加入國民黨。警校畢業後,沈以李國棟之名進行特務活動,破壞過光明讀書社等中共週邊組織。沈之嶽善於偽裝,又讀過馬列書刊,自學過俄語並通曉英語,槍法也很准,自認為文武雙全。據曾長期擔任偉人警衛工作、建國後擔任過公安部部長的王芳回憶,沈之嶽“雙手沾滿中國共產黨人的鮮血,抗戰初期在上海、杭州誘殺過七八位中國共產黨黨員”。(《王芳回憶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潛入延安
1937年春天,儘管國共達成第二次合作協定,國民黨當局對中共顧忌猶深。戴笠長期觀察沈之嶽,認為他成熟穩重,心細如發,足以承擔重任,命他深入延安,一則潛伏到共黨組織的心臟搜集情報;二則相機謀殺偉人、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只要能殺掉一個,他的任務就算完成。
沈之岳於1983年1月接受臺灣及香港傳媒專訪時,親自口述其進入延安的經過:1938年春,戴雨農命沈深入延安。沈表示,他曾為共黨做過各種艱苦的工作,騙取信任後,申請去延安紅軍大學(後改名抗日軍政大學)。他的申請很快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接到了軍委主席偉人和總書記張聞天署名的電報,命他到西安見葉劍英,由葉派人送他到延安。沈之岳收到介紹信時,心裡十分納悶:西安明明是東北軍、西北軍剿共總部的所在地,葉劍英怎麼如此大膽,在虎穴會見他?等沈之岳到了西安,這才知道楊虎城部已和中共合作無間,把國民黨政府撥給西北軍的物資和糧食,供給延安使用。(曹佐才《國民黨第二代諜王沈之嶽》)
據王芳回憶: 1938年4月,沈之岳化名沈輝,隨著一個教授訪問團來到延安。他自稱是訪問團中蕭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由於蕭致平長期同情中共,與偉人也有私交,因此到達延安後一行人受到了偉人、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接見。沈輝表現得謙恭溫順,總是少言寡語,與兩位教授保持距離。30天很快過去了,蕭致平、劉永川離開延安。不想沈輝卻堅決要求留在延安,就地參加革命。邊區保衛處按照規定對其實行嚴格的政審,周興處長與他兩次談話,試圖發現破綻。保安處結束了對沈輝的政審後,周興出於強烈的責任心,又請陪都重慶中共黨組織進一步協助調查沈輝在“中央大學”的情況。此前戴笠早已花大功夫為沈在中央大學做了工作,他的所謂學生身份有充分的證明。

在抗日軍政大學,沈之嶽任勞任怨、艱苦樸素、樂於助人,開會學習積極發言。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認為他很出色,在抗大當著羅瑞卿教育長的面表揚沈之嶽,認為他是國統區來延安青年的表率,要求同志們改變對來自國統區進步青年存在的某些偏見,幫助和培養他們。大約是康生的賞識起了作用,沈之嶽在抗大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據臺灣方面載,沈之嶽“以特別優異的表現,被共黨所賞識,升任他為區隊長。沈因‘紅大’同學甚多,故與共黨中央各機關要員交往密切。一面乘機介紹同志多人參加其他訓練機構受訓,一面搜集中共中央機密情報,密報戴(笠)先生”。(《戴雨農先生全集》)沈畢業後任八路軍留守兵團中校參謀,分配到中央機關擔任收發工作。後來沈聲稱自己曾做過偉人的秘書。軍統特務當了偉人的秘書?這可是極其重要的大間諜!《中國秘密戰》一書作者為此曾向當時中共中央警衛工作負責人汪東興、劉堅夫等人打聽,他們都肯定地回答:偉人沒有用過沈之岳這個秘書。又詢問曾經長期負責反間諜工作的淩雲,才打聽清楚——原來,沈之岳確實曾進入延安,1938年8月在抗大二期學習,而且混入共產黨組織。後來看到延安政審嚴格,此人就悄悄溜了,所謂“擔任偉人的秘書”完全是吹牛!(郝在今《中國秘密戰》,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但汪東興等人的說法只是一家之言。王芳在回憶錄中留下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沈之岳“後來甚至一度進入中共中央機要部門擔任收發工作。不久引起偉人的懷疑,於是把他外調到浙江白區工作”。試問,如果不在毛身邊工作或為毛所熟悉,沈怎麼能“引起偉人的懷疑”,並把他打發到浙江去?
值得一提的是,在延安,沈之岳還與江青(藍蘋)有過一段交往。沈之岳比江青遲半年進入延安。因為兩人都曾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並且被捕入獄,因此可說是舊相識,在延安相見當然感到分外親切。沈輝籃球球藝精湛,在延安很引人注目,而且他還有一架“萊卡”相機,江青喜歡拍照,因此常和沈輝一起。

潛入延安後,沈之嶽悄悄展開他的情報工作。中共中央發佈的若干重要文件以及其他重要情報,都被秘密傳遞到重慶。日後接受傳媒訪問時,記者詢問沈:延安距重慶何止千里,共黨組織如此嚴密,怎樣傳遞情報呢?沈說,一位老頭經常在延安城裡攜帶一隻缺嘴茶壺賣油茶,正是他負責情報交通。

謀殺無法得逞,“皖南事變”為國民黨效力
沈之岳潛入延安謀刺偉人、周恩來、博古等人,這一陰毒計畫何以沒有實施?原因有三:一則延安成立了中央警衛營,加強了對偉人等中央領導人的保衛工作,使他難於下手;二則因沈之岳在延安潛伏時間短,前後不到一年;三則因沈是戰略特務,不是泛泛之輩,他審時度勢,不急於一時之功。
某日,沈之嶽在自己住的窯洞前的老榆樹下發現有同夥來找過他的標記,這是他潛入延安前與毛人鳳定下的規矩。一張折疊起來的煙盒紙上用暗語寫著兩行字,約他次日中午去甘泉縣杜甫祠堂一晤。沈之嶽不由得心驚肉跳,他取出火柴燒了紙條,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他考慮再三,還是沒敢去,與這個未曾謀面過的同夥的聯絡也就暫時中斷。

1938年,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發現,在延安寶塔山下面的古寺裡有一個僧人行跡可疑,常和一個小雜貨店老闆接頭。邊區保安處立即對僧人實施了抓捕,原來這個僧人是中統派往延安的特務,名叫孟知荃,已在延安秘密潛伏了兩年時間。邊區保安處將和孟知荃接頭的雜貨店老闆以及他的同夥抓捕歸案。經過審訊,其中一名特務供述說,“軍統”已派了一個特務潛入延安,任務是刺殺在延安的中共最高領導。這個消息讓周興寢食難安,此時的延安三教九流會聚,茫茫人海之中如何尋找一個潛伏的特務。周興一方面加強安全保衛工作,成立了中央警衛科;一方面由邊區保安處全面出動,並發動群眾展開地毯式搜索,然而一年多過去了,始終沒有絲毫線索。

在暗殺行動的最後時刻,沈之嶽始終沒有和其他人接頭,而是選擇了靜觀其變,僥倖地逃過了搜捕。
沈之岳為何離開延安?王芳說,主要是沈之岳引起了偉人的懷疑,因而在1939年派他到浙江白區。而沈之嶽1983年1月10日在接受專訪時親口表示,他長期潛伏在中共地區,共黨不僅沒有懷疑他,並且非常信任他,偉人派他協助收編新四軍。國府軍事委員會於1937年10月發佈收編江南共党遊擊隊為國軍新編第四軍的命令,並派葉挺和項英為正副軍長。翌年1月,中共在南昌成立新四軍軍部,並分派幹部到各處從事收編工作。沈之嶽說,他被偉人派到第三支隊,協助張雲逸司令工作。而臺灣“國防部情報局”也印證了這一說法,新任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相偕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請示機宜,同時請求指派原籍江南地區的幹員協助新四軍的整軍工作。當時中共中央認為沈系浙江人,特選派他隨葉、項至江西,協助籌組新四軍司令部,並在閩浙贛邊區收編過去紅軍的“散兵餘黨”,兼負責軍中與民間的組訓工作。王芳和沈之嶽兩人回憶的共同之處就是,沈是奉偉人之命去新四軍的。

在新四軍期間, 沈之嶽“一面替共黨工作,一面與戴先生派去的同志密切聯繫,暗中密佈組織,搜集中共黨與軍中機密情報”。1941年1月5日,葉挺和項英率領新四軍北上至茂林時,遭到國民黨軍包圍襲擊,葉挺被國民黨扣押,項英等遇害,新四軍番號被取消,是謂皖南事變。對此事,臺灣方面說:“……是因為共黨軍事密謀外泄於國民黨的緣故。也正是沈之嶽預先佈置在新四軍內部的秘密組織,所發生的作用。”
臺灣知名學者徐宗懋說:“一些史學家認為,皖南事變中就是沈之嶽將新四軍動向的情報傳遞給戴笠的。”(徐宗懋《黃傑與鄭洞國》,《老照片》1996年第81輯)
沈之嶽在皖南事變中活動頻繁,也曾露出馬腳,但由於他十分機靈,沒有留下把柄。

延安破獲“戴案”
為了培訓特務,專門對付共產黨根據地的“特別偵察組”,軍統上海區行動組長程慕頤在溫州老家辦了一個“特訓班”。不久,中共大叛徒張國燾向戴笠出了個高招,說共產黨特別注意吸收知識青年,你應該訓練知識青年打入延安。戴笠就聽從他的策劃,1939年9月將“特訓班”遷往離延安不遠的陝西漢中,以“天水行營遊擊幹部訓練班”的名義,從陝甘寧邊區本地招收知識青年。這樣經過特訓班受訓以後,這些青年不需要政審,就可以回到自己老家,從老家再報考抗日軍政大學等學校就順理成章了。通過這個管道,這些人可順利打入延安。

漢訓班的幹部配備相當強。班主任按照軍統慣例由戴笠兼任,實際事務由化名程益的程慕頤副主任負責。程慕頤不在時由政治指導室主任沈之岳(化名李國棟)負責。1939年秋天,沈之岳隨程慕頤到漢中辦班,儼然一個中共專家。在漢訓班,學員要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培訓,除了參加政治學習外,還要進行射擊學、爆破學、兵器學、投毒學、擒拿術、化裝術等特務專業的學習。怎麼打入延安,是這些特訓班的主要課題。張國燾撰寫的教材,主要是介紹中共上層情況,對於間諜行動沒有多大意義。戴笠就指示,凡是去過延安的特務,都要撰寫一份“怎麼打入邊區”的文字材料,寫清楚自己去的經過、注意事項和打入辦法。沈之岳先後去過延安兩三次,在抗大還加入了共產黨,在軍統之中大為走紅。

程慕頤、沈之嶽先後派漢訓班特務潛入中共的軍委二局(軍委情報部門)、陝西省委、邊區保衛部門、綏德專署、隴東專署等諸多要害部門。後來,由於慶陽縣教育局長吳南山(漢訓班學員)棄暗投明,邊區保衛部門放長線釣大魚,讓吳南山繼續潛伏,並保持與上線的聯絡。利用這一線索,至1942年底,漢中特訓班案件(又稱“戴案”)全案告破,共發現軍統潛伏特務32名,堪稱延安鋤奸工作的巨大戰果。偉人親自表揚對於此案的偵破。軍統“戴案”的破獲,為延安除掉一大隱患。(郝在今《中國秘密戰》)

鑒於延安安保措施較為嚴密,沈之嶽一直不敢輕舉妄動,並且切斷上下聯繫。因此,他並沒有被“戴案”牽連,得以繼續潛伏下來。
沈之嶽何時結束其潛伏歲月?據他在1983年在臺灣接受訪問時透露,某次,他推薦的敵後工作人員不慎暴露了身份,他被迫返回重慶。1941年冬天在戴笠引薦下,蔣介石單獨召見了沈之嶽,嘉勉有加。戴笠立即任命沈之嶽為軍統局第一處科長。(王豐、曹佐才《“潛伏”戰國共各勝半場 》)這是沈之嶽在國民黨軍統系統中第一個見光的職銜。

原軍統大特務沈醉回憶說:“據說沈之岳去過延安兩三次,他曾在張國燾主持的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工作過。他當時在軍統中很受戴笠和鄭介民、毛人鳳等的重視。他和我常拉‘同宗’關係,私人間雖有點感情,但他對他去延安的情況卻談得很少。”(《沈醉回憶作品全集》,九洲圖書出版社1998年版)由此推測,沈之岳很可能曾在延安和新四軍之間擔任過聯絡員之類的工作。他可能于1939年離開延安,並沒有暴露身份,照舊“為黨工作”,途經國民黨控制區就是他和軍統交換情報的機會。只是,在共產黨面前,他是抗大二期畢業生“沈輝”;在國民黨面前,他是軍統特務“李國棟”。沒有人知道這是同一個人。

1943年,軍統局成立東南特偵站,沈當站長,並兼任軍事委員會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政治部主任,沈從後臺走到了陽光的下面。共產黨那邊,也就瞞不住了。中共至此才得知他已為國民黨工作,從此視之為叛徒。
從1933年被戴笠說服成為特務工作者,打入中共駐上海組織,到1941年冬天回到重慶,沈之嶽深入中共組織及中央核心歷時9年。曾與沈之岳共事的張愛萍,對沈有過如下評述:“沈之岳9年共產黨員資歷當中,7年是模範黨員。他個性跟周總理很像,內斂、溫柔而含蓄。”(曹佐才《國民黨第二代諜王沈之嶽》)

蔣經國的心腹
1949年3月解放軍開始渡江,大批國民黨軍撤往舟山。這時,沈之嶽的新職為保密局“蘇浙情報站”站長。他不會想到,在舟山站的這一年的任職過程,會成為畢生政治生命的又一轉捩點。

1950年3月,保密局破獲了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共諜案”。蔡供出中共華東局指派的女地下黨員朱諶之。朱攜帶包括臺灣戰區戰略防禦圖在內的重要軍事情報跑往舟山後,準備俟機搭船,前往上海。臺北的保密局密電舟山的沈之嶽,命令他務必逮到朱諶之,否則中共大軍很可能會利用朱諶之傳遞的情報登陸臺灣。沈之嶽立即地毯式過濾舟山島上四五十萬軍民,終於找到朱諶之的下落,予以逮捕。吳石“共諜案”隨之水落石出。沈之岳立了大功,蔣氏父子由此對沈印象深刻。

更令蔣介石、蔣經國印象深刻的是,浙江解放後,他們十分擔心共產黨會進行報復,對蔣家毀家挖墳。沈之嶽竟然“心有靈犀”,給兩蔣送來一份特別的禮物——蔣氏故鄉奉化溪口的最新照片。“潛行溪口拍照”到底是誰幹的,雙方說法不一。臺灣方面的史料稱沈之岳策劃了此事,“派人”前往大陸拍照。這一說法得到大陸原公安部部長王芳的證實:國民黨敗退臺灣後,沈之岳曾隨胡宗南在大陳島擔任情報站站長。當時,他派人潛回蔣介石故鄉奉化,將蔣母墓、豐鎬房、報本堂、雪竇寺的諸多景物,拍成照片,獻給蔣介石。蔣介石甚為稱讚。(《王芳回憶錄》)不過王芳還有另一種說法,他說沈之嶽這個人很狡猾,曾經“親自”跑到溪口給蔣介石拍照片送回去。他還提到沈之嶽潛入的細節,說沈是化裝成教師完成這一拍照。蔣介石從照片看到蔣母之墓、豐鎬房、雪竇寺等皆安然無恙,極為舒心,沈的飛黃騰達自此而始。

這時,把持臺灣特工系統的蔣經國需要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首席特工。數宗奇功,使沈之岳成為蔣氏父子頗為青睞的人選。1950年5月,蔣介石任命沈之岳為“總統府資料組”石牌訓練班副主任,協助蔣經國辦理培養特務幹部的石牌訓練班。這也是沈之岳與蔣經國關係愈趨緊密的時期。日後沈之岳任大陳防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4年多時間裡,蔣經國多次到大陳,與沈朝夕相處,漸漸感情深厚。

1956年底,沈之嶽被派到香港,被任命為“中央委員會南方工作組組長”,一直到1958年春天才結束。沈之嶽這趟任務是為何事?顯得十分神秘。1958年春,沈之嶽結束了香港的任務回臺灣接任調查局副局長。1960年冬天,蔣氏父子又調沈之嶽為“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作者按——“情報局”前身是軍統局、保密局),並兼任國民黨中央第二組副主任,連任中央委員16年。

1963年4月20日,沈之嶽潛至澳門,設立特務機關,部署對大陸進行襲擾、情報活動,並試圖刺殺當時出訪柬埔寨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時任公安部部長王芳回憶說:這一回,沈之岳化名孫子超,在澳門新新酒店、同盟酒店各開一個房間,實際住在“中二組”澳門特一組的駐地。沈特離台前夕,我們就搞到沈入澳後活動任務、接見人員、與臺灣聯絡的信件和電報等情報,經我華南辦事處直送北京。當時,中央決策層曾考慮將沈之嶽從澳門捉拿來大陸歸案,給蔣介石父子以顏色看看。後採取較緩和的措施,即由公安部通過外交途徑,將沈在澳門和一批特務的活動情況,通知澳葡當局,澳葡當局逮捕了一批特務,將沈之嶽驅逐回台……(《王芳回憶錄》)

後來,沈之岳在蔣經國的極力推薦下,於1964年6月調任“調查局”局長。沈之嶽由此獲得臺灣“調查局之父”的稱謂。
1979年3月,沈之嶽屆齡退休。但蔣經國不讓沈之嶽離開身邊,聘其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後,立命隨從為沈在“總統府”蔣經國的辦公室隔壁設置連間的辦公室。直到蔣經國去世,沈之嶽始終是國民黨當局最受倚重的特務系統元老。

“一事二主,兩邊無傷”?
1990年沈之嶽罹患末期前列腺癌,又於1993年11月轉移擴散至肺部。這期間,沈之岳接受夫人、臺灣京劇名旦徐露的勸告,到北京尋訪名醫診治。
赴大陸旅行期間,沈之嶽下榻北京釣魚臺國賓館。大陸方面曾有意接見沈之嶽,但他客氣地婉拒了:“我來北京就是來看病,不為別的。”他堅持不接受大陸方面的招待,旅館費用全部自掏腰包。而往昔老同學張愛萍特意安排了明代名醫李時珍的後人為沈之嶽治病,並到賓館和沈聊天。“大陸方面本著‘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政策,由鄧小平接見了沈之嶽”。(徐宗懋《黃傑與鄭洞國》,《老照片》)前國家主席楊尚昆也與沈夫人徐露會面,說他希望多瞭解沈之嶽離開大陸後去臺灣期間的經歷——對大陸方面而言,臺灣時期沈之嶽的記錄是一片空白。1994年2月,沈之嶽病逝臺北,享壽82歲。這名隱蔽戰中的人物,從此走進歷史,也帶走了許多不留存於任何檔案的秘密——他是國共兩黨兩軍潛伏陣營裡最大的謎題之一。

沈之岳昔日部屬池蘭森將軍,在臺北刊載的追悼文章中有過這麼一段話:“……傳出中共前國防部長張愛萍對沈之岳先生的評語是:‘智勇雙全,治國有方,一事二主,兩邊無傷。’……”香港著名記者陸鏗在回憶錄裡也披露:“國民黨直至90年代中期才從……張愛萍挽聯中發現沈原來是一個潛伏在國府心臟、製造冤案以博取信任的陰謀家。”(《陸鏗回憶與懺悔錄》)

但張愛萍的挽聯語意模糊,寓褒於貶,不能確指——其一可以解釋為沈效忠國共兩黨,其二可以解釋為他臣事蔣家兩代。
沈之嶽究竟是單純的“軍統特務”,還是“雙面間諜”,甚或是潛伏臺灣至死都未被國民黨發現的“紅色特工”?這樣的疑團,有待更多的史料公佈,有待更多的學者、讀者考證。

editor
文章: 123
註冊時間: 週二 6月 9日, 2015年 8:42 pm
聯繫:

Re: 汪精衛投日是替老蔣背黑鍋?兩人早已密謀好

文章editor » 週日 3月 6日, 2016年 11:18 am

從長征女紅軍看中共性特權

馬克思把婦女的解放作為人類解放的重要指標,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三十位女性的故事最說明問題。在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軍委統帥八萬六千多大軍之中,只挑選三十個女紅軍參加戰略轉移,這是一種政治信任、榮耀和安全的保證;不難從中看出特權,不是這些婦女本人所有,而是中共最高層性特權。在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僅以這段文字作旁白。

隨部隊是一種榮耀
一九三四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組織局主任李維漢命令中央婦女部部長李堅真:草擬隨紅軍主力轉移到湘西的女紅軍名單,不要超過三十人。

今天北京報刊認識到能跟隨紅軍大部隊戰略行動是一種榮耀和安全的保證。

據資料記載,有幸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踏上突圍征途的女紅軍,大多數是中共最高層的愛人。在無產階級革命隊伍要打破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夫妻關係,建立先進的革命愛人新風。共產國際派駐中共軍事顧問的李德在中央蘇區,獲得黨組織配給當地農村婦女蕭月華,兩人語言不通,更不了解,並不妨礙在長征路上保證洋顧問李德的性生活,後來還生一子。

除了共產國際顧問太上皇擁有性特權之外,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秦邦憲(博古)夫人劉群先、張聞天妻劉英、周恩來妻鄧穎超;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妻賀子珍、朱德妻康克清;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保衞局長鄧發的夫人陳慧清、政治局候補委員、紅九軍團中央代表凱豐妻廖似光、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妻謝飛、王稼祥妻朱仲麗。

黨中央領導以下是軍方高層,中央軍委劉伯承妻汪榮華、李富春妻蔡暢、各軍團負責人等高級將領楊尚昆妻李伯釗、葉劍英妻危拱之、紅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妻楊厚珍、紅三軍團參謀長蕭勁光妻朱仲芷、紅五軍團副參謀長周子昆妻曾玉、紅九軍團參謀長畢占雲妻劉彩香、紅三軍團政治部副主任曾日三妻吳仲廉、軍委總軍醫處長賀誠妻本人,也是紅軍總衞生部兵站醫院政委周越華、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妻邱一涵、中央縱隊幹部團政委宋任窮妻鐘月林。

絕多數須壓抑性慾
政府高層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秘書長、內務部長謝覺哉妻王定國、國家銀行行長、沒收徵集委員會副主任毛澤民妻錢希均、中央組織局主任李維漢妻金維映(鄧小平前妻)、中央組織局秘書長王首道妻王泉媛、中共粵贛省委書記劉曉妻吳富蓮、中央局秘書長余澤鴻妻李桂英、福建前省委書記羅明妻謝小梅。除了以上二十九位妻憑夫貴的高級愛人之外,當然也有憑自己的職務業務參加長征的婦女;她們是中央局婦女部部長李堅真、中央局婦女部秘書甘棠、江西省委婦女部幹事危秀英和電報員李建華。

值得一提的紅軍總衞生部幹部休養連「政治戰士」鄧六金,是參加長征後,一九三八年與中央內務部長、東南局副書記曾山結婚。

一九三九年生子曾慶紅,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紅軍十萬官兵的絕大多數必須壓抑性慾,即使有妻室愛人,也要留在敵佔區為革命犧牲共聚生活。

惟大英雄能好色,是真名士自風流。毛澤東在性慾方面不會委屈自己。他和愛人賀子珍同居十年共懷有十胎,生了六個孩子;包括在長征途中懷孕三次及流產兩次。一九三五年二月賀子珍於貴州生下一女,寄養當地農戶後下落不明。長征後不久,老毛又有年輕貌美有文化會演戲的新歡江青。

馬鼎盛

editor
文章: 123
註冊時間: 週二 6月 9日, 2015年 8:42 pm
聯繫:

Re: 汪精衛投日是替老蔣背黑鍋?兩人早已密謀好

文章editor » 週一 10月 17日, 2016年 11:57 am

林彪墜機死亡身中9顆子彈?
2016-10-13 13:26:03.0

本文摘自《“九一三”事件考證》,張聿溫 著

林彪出逃後,儘管中國方面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許多公眾場合有關林彪的標語、口號、題詞、宣傳畫甚至報紙的提法保持不變,但還是在國際上引起了種種猜測,有些說法聳人聽聞,近乎天方夜譚。

最敏感的新聞媒體當屬法新社、合眾社、路透社、塔斯社和日本、香港的報紙。奧地利電視臺和報紙,9月30日至10月1日援引上述媒體的消息報道:“9月13日淩晨,中國武裝部隊一架噴氣式飛機在蒙古上空墜毀,有9人死亡”;“日本政府部門據法新社消息稱,這架飛機是被擊落的,機內有被黜的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他企圖逃往國外未遂喪命”。

英國《衛報》10月1日刊登記者萊斯卡薩9月30日從香港發出的報導,內稱:不管所傳在蒙古發生的飛機墜毀事件的意義如何,這裏的分析家卻認為,從9月中旬以後,中國領導人中發生了重大問題。人們普遍排除了早些時候毛患病或去世的推測,而贊成環繞副主席林彪和政治局其他委員的地位問題的一些說法。林一些年來身體一直不好,從6月以後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過面。不管是因為生病或是國內的政治原因,林的權威的削弱,都有必要使中國最高領導人重新排隊。軍事領導人最近幾周引人注目地沒有露面,這使許多分析家作出這樣的推測,那就是人民解放軍的領導人特別捲入了當前這場危機;另一方面,周恩來繼續不斷地在公開場合露面,並且看來已經完全控制了局勢,他可能比以前更為有力。

美國《華盛頓郵報》11月27日在頭版位置,刊登了記者史丹利·卡諾寫的題為《林彪據信已死》的報導,第一個在美國披露了“九一三”事件的消息。
12月14日,香港《快報》刊登來自北京外交界的消息,說一名蘇聯外交官向一名經常同他打網球的巴基斯坦外交官講,蒙古所報導的墜機事件,上面有林彪。這是蘇聯當局派人把9人屍體挖出後,經過嚴密的生物化驗確定的。

1972年1月,英國《新觀察家》駐莫斯科記者聽蘇聯人議論,蘇聯專家把已燒焦的林彪屍體整理出來,發現屍體上中了9顆子彈,呈蜂窩形。

editor
文章: 123
註冊時間: 週二 6月 9日, 2015年 8:42 pm
聯繫:

Re: 汪精衛投日是替老蔣背黑鍋?兩人早已密謀好

文章editor » 週四 1月 19日, 2017年 1:27 pm


張學良被軟禁多年後,蔣介石給他看一樣東西,看後為何淚流滿面?

2017-01-18 

1937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為逼蔣抗日發動了轟動內外的西安事變,最終促成國共再次合作,達成民族抗日統一戰線,這是我國抗戰史上的一大轉捩點。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張學良親自護送蔣介石回南京,在抵達南京後被蔣介石扣押,這一軟禁就是半個世紀之久。
01.jpg
01.jpg (57.4 KiB) 已瀏覽 406 次

但在張學良晚年時,蔣介石給他看了一樣東西,張學良瞬間淚流滿面,究竟為何?
這樣東西是一份絕密檔,裏邊是一份計畫書,主要講述的是蔣介石與德軍簽訂的一份協議,以及蔣介石準備在1942年跟日本開戰,收復失地,解決滿蒙問題,把日本人徹底趕出中國,甚至裏邊還提到對張學良的任命等待。
02.jpg
02.jpg (50.99 KiB) 已瀏覽 406 次

據說張學良沒等看完就淚流滿面,原來蔣介石早有計畫組建八十個師與日開戰,只是當時世紀不成熟。因為蔣介石在日本留過學,深知日本的軍事力量及武器裝備遠在我國之上,硬著口頭皮開戰,只會徒增傷亡,還得不到任何好處。
只不過日本人沒給蔣介石足夠的時間,便開始全面侵華戰爭,而當時距蔣介石的計畫完成還差五年之久,計畫完成不到原定的一半,為此使蔣介石沒有與日軍一戰高下的信心。
03.jpg
03.jpg (51.93 KiB) 已瀏覽 406 次

據宋美齡回憶說,九一八之後,蔣介石跟德國簽了一個秘密協定,用中國的礦產、農作物等等去換取德國的武器。準備裝備八十個師(一說是六十個師)。當時德國派了顧問,幫助中國建立現代化軍隊。先建四個師,然後再是四十個師,最終是八十個師。
正是這個計畫,使張學良對自己曾經的所做所為有些後悔,在看到那份計畫書時淚流滿面。

editor
文章: 123
註冊時間: 週二 6月 9日, 2015年 8:42 pm
聯繫:

Re: 汪精衛投日是替老蔣背黑鍋?兩人早已密謀好

文章editor » 週日 10月 22日, 2017年 8:44 am

杜月笙最想報答的人是他 遭日偽逼供寧死不屈

2017-10-17 13:53:32    
作為幫會中人,最講的就是義氣,杜月笙在上海灘發跡成為青幫大佬後,總想著尋找機會報答一個人。他就是杜月笙的表弟,後成為杜府總管的“杜門第一紅人”——萬墨林。

杜月笙發跡之前在十六鋪賣水果。有一次,他得了一聲重病,正奄奄一息,當時窮困不堪的萬墨林搭救了杜月笙,給他端湯送藥,細心照料,使其痊癒。
杜月笙發達後,沒有忘記對方的恩情,當萬墨林投奔他時,將萬留在身邊當差。

萬墨林雖然沒讀過什麼書,大字不識,但他卻有其過人之處,就是他超強的記憶力。據說,凡是杜月笙的客人、朋友,他們的住宅地址尤其是電話號碼,萬墨林都可以記得很清楚。如果遇到緊急情況忘了號碼,只需去問萬墨林。
也正是因為這個本事,萬墨林成了杜府總管。
1.png
1.png (119.73 KiB) 已瀏覽 249 次

萬墨林
杜月笙雖是青幫大亨,但是卻和一般的黑幫不一樣,因為他從不恃強淩弱,而且有著很深的民族大義,在抗戰時期做出了很多貢獻。而作為他的管家,萬墨林為了抗日也做了幾件大事,比較有名的就是幾次“除奸”行動。

八一三事變後,上海成立了日偽政權,一些有身份地位的人相繼投敵賣國。為了懲除這些敗類,國民黨方面決定實施除奸行動。其中有許多暗殺活動就是由萬墨林策劃的,如刺殺張嘯林、刺殺傅筱庵。
2.jpg
2.jpg (43.93 KiB) 已瀏覽 249 次

杜月笙最想報答之人,遭日偽酷刑逼供卻寧死不屈,事蹟被搬上螢屏
張嘯林是被他的貼身保鏢林懷部刺殺的,而這個林懷部就是萬墨林設法推薦給張嘯林的。後來,林懷部在萬墨林的安排下,離開上海,不知所終。
而傅筱庵當時是上海偽市長,萬墨林買通了傅筱庵身邊的一個名叫朱升源的保鏢,趁著傅筱庵熟睡的時候,結果了他的性命。朱升源逃到法租界後,萬墨林把他藏了起來,又設法送往重慶。

最值得一提的是,萬墨林還曾協助汪偽政府的“宣傳部長”陶希聖反正,奔向抗日陣營。
1971年,臺灣拍攝的第一部彩色電視連續劇《神龍》,就詳細講述了萬墨林等人地下鬥爭的故事。
萬墨林的抗日行為,遭到了汪偽政權的痛恨,因此想法設法要除掉他。

但萬墨林很警惕,他整天呆在杜公館裏足不出戶。門口還有4名安南巡捕,外帶一輛防彈車、一挺機槍,24小時守衛在杜公館。日偽想抓捕他並不容易。
3.jpg
3.jpg (34.92 KiB) 已瀏覽 249 次

圖右為杜月笙
於是,汪偽特工找到了收買了萬墨林的一個徒弟,讓這位徒弟給他送去了假情報。結果,一再謹慎的萬墨林還是中了敵人的圈套,被76號早已埋伏好的特務抓去。

76號是汪偽組織特工部上海辦事處,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窟。萬墨林被捕後,敵人對他施行各種毒刑,灌冷水、電擊、老虎凳等。在酷刑下,萬墨林多次昏死過去,但對於組織秘密,他始終未透露半點。

杜月笙得知萬墨林被捕的消息後,即秘密托人營救。最終在金錢和關係的雙重作用下,萬墨林從魔窟裏被營救了出來。那時的萬墨林渾身重傷,以至“穿骨流注”。

1952年杜月笙去世,萬墨林為他安葬後去了臺灣,過著平民百姓的普通生活。晚上8點上床睡覺,早晨5點起床、晨跑,然後上班、開會,打打太極拳,擠擠公共汽車。
4.jpg
4.jpg (37.79 KiB) 已瀏覽 249 次

舊上海外灘風景照
晚年,他將自己的上海經歷口述,寫成著作《上海往事》,網上售價達數百元。
萬墨林回憶說:“我在天底下最混濁的大缸裏,度過了四五十年。然而,時至今日為止,但凡認識我的人都曉得,我萬墨林從來不嫖、不賭、不喝酒、不抽煙。儘管我一生經手的銀錢有數億萬,可是,我現在還是天天擠公共汽車。”

這是萬墨林關於他自己的一段描述,道盡了一生滄桑。


回到「您的第一個版面」

誰在線上

正在瀏覽這個版面的使用者:沒有註冊會員 和 1 位訪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