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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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90年的風雨歷程，站在今天的時間點上，回望這90年，值得總結、回憶、探討和深思的事情，可謂數不勝數，但有一個話題，長期以來海內外政界和學術界聚論不已，這就是：當年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

　　近年來，筆者在整理張學良口述史料過程中發現，張學良圍繞這一話題從國共兩黨比較的角度談了許多看法，比許多人談得具體、生動、深刻，從中可以看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各自特點。

　　張學良雖然說自己的生命到36歲就結束了，但他從1925年認識孫中山起，就開始和國民黨打交道；從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總司令開始，就和共產黨打仗，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軍隊都有較深的瞭解。他和國共兩黨領袖人物也都有過較深的交往，支持過蔣介石也扣押過蔣介石，又和周恩來親密接觸過，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難以磨滅。正因張學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經歷和地位，決定他談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有其特殊的價值和重要意義。

　　國民黨缺乏信仰，共產黨甚至每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

　　歷史證明，一個信仰堅定的黨，一定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和統一的思想，共同的目標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統一的思想使走到一起的人從此不再分開，而且使更多的人不斷地被影響、吸納，從而使這個黨由小變大，由弱變強。而一個沒有共同目標和缺乏統一信仰的政黨終究是沒有前途的，它會使已經走到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即使它暫時是強大的，也會因共同目標的模糊和信仰的不統一而由大變小，由強變弱。張學良在分析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時，對此有著深刻的論述。

　　一是國民黨沒有“中心思想”，缺乏統一的信仰。他說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也就是沒有中心思想”。國民黨雖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義，也向他的黨員採取各種方法灌輸，而張學良認為：“所謂信仰是從內心發出來的，屬於自個兒的……信仰不是旁人給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輸是不能使黨員樹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義，真正的三民主義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可以說多數人不知道。背總理遺囑，就在那兒背，他的真正徹底的意思在什麼地方？誰也沒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國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彌陀佛’，你問她‘阿彌陀佛’什麼意思，她不知道。”

　　二是沒有國家思想。國民黨的軍隊沒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麼來維繫呢？張學良指出，國民黨的軍隊靠“彼此的感情”維繫。“彼此的感情並不是指兵啊，是指那軍官吶。兵都是招來、募來的。那勇敢點的，就是帶兵的，就是軍官。”“等於義氣用事，你是好漢，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還可以跟別人。”國民黨的軍隊“都是自保，他投靠誰，也不是對誰傾心……換句話，有奶便是娘。誰給他奶，誰就是娘。誰拉他一把，給他倆錢，給他個官，他就跑誰那去了。今天他幫著你，明天假如那邊給他拉一拉，他就跑那邊去了。”“根本沒有什麼國家的思想。”所以國民黨軍隊，包括中央軍“都是雇傭兵，少數的人是團結的，多數人是雇傭兵，今天我可以在你這當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別處去當兵。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不同之點在這。所以我跟蔣先生講，我們打不過他（們），固然他（們）人少，我們人多，但他（們）團結，我們是個（盤）散沙。”

　　三是蔣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人家批評他（蔣介石），說他是買辦政治。他確實是這樣，投機，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你要說他有沒有中心思想？沒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麼能得這個權益，我就得。原來我對蔣先生很尊重的，後來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義。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與國民黨正好相反的是共產黨，共產黨“完全是黨的主義，守著黨”，“共產黨有目的，他相信共產主義，所以他能成功……共產黨，紅軍，他們確實有他們的信仰，共產黨信仰他的主義。信仰就是力量啊。”

　　張學良非常佩服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那所謂的二萬里長征，幾萬里長征，（紅軍士兵）被包圍，沒有吃的，那麼苦哇，可是他（們）還在一塊，被打散了，他（們）還回來。當然了，他（們）的領導是共產黨啊……那是共產黨成功了。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途疲憊，還能擊敗東北軍，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對我的部下說，我們都是帶兵的，我們問問自己，這萬里長征，你們誰能帶？誰能把軍隊帶成這個樣子？帶得什麼情況下都跟你走？如果換成我們，還不早就把兵都帶沒了？”

　　張學良經常和他部下討論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他的結論是：“主要是共產黨、紅軍信仰他的主義，甚至於每一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這是第一樣；二一樣，他們經歷了萬里長征，剩下的這些人哪，可以說都是精華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這樣子。這可受不了呀！”

　　得民心者得天下，國民黨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當共產黨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千古鐵律，張學良對此體會極深。他說：“九一八以後，無論是學生，還是老百姓，抗日情緒都很高哇。有人說這是受共產黨的鼓動，這話我聽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緒不能說是共產黨鼓動的，這得反過來說，是人民自動，共產黨順應。”

　　張學良認為共產黨之所以能發展壯大，就是因為共產黨順應了民意，並且說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贊成抗日，那我共產黨就去做。共產黨的厲害，就是共產黨能夠看清這事情的趨勢，知道民眾往哪走，他知道了民眾的意思，他就能夠真正去那麼做。”

　　張學良是個軍人，一生軍事生涯雖短，但他和日本打過仗，又是中國高級將領中跟蘇聯紅軍打過仗的，和北洋軍閥打得更加激烈，和國民黨新軍閥也交過手。他說，打了那麼多的仗，勝敗不論，最不值得的是和紅軍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剿共”戰爭，就感到傷心：“那所謂‘剿匪’，真讓人傷心啊，‘剿匪’的軍隊都實行堅壁清野，這可不是胡說八道。我是在後頭，前頭的軍隊呀，我也出去視察了，歸我管嘛，我一看傷心透了，那房子都給人家燒了，堅壁清野呀！”“事實用不著燒房子，為什麼燒？因為燒了，軍隊可以佔便宜，可以把好東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對內戰，那內戰真是沒有人性啊。連我到前線去都沒有地方睡覺，房子都被燒了。”

　　共產黨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為國民黨軍隊對老百姓過於殘忍，將老百姓“逼上梁山”：“那時政府真叫不講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麼能把人民當成俘虜看待呢？你是中國軍隊，怎麼能那樣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著老百姓上山當共產黨嗎？”“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當共產黨了，跟共產黨一塊兒和我們鬥爭。那雜牌軍沒有軍餉咱不說，正規軍也是一樣，連燒帶搶啊。老百姓被逼得沒辦法了，只好投奔共產黨，和我們對打，我承認，這是官逼民反！”

　　老百姓和共產黨站在了一起，國民黨就陷入了被動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張學良說：“‘剿匪’的事歸我管之後，我去各部隊巡察，那才知道，共產黨真厲害呀！你一不小心，他就來襲擊你了。我一個部下，帶著一個營的人，讓共產黨給襲擊了。是這樣的，他出去，好像為什麼事情出去考察去，看見一個老太婆在門口縫鞋呢，她是共產黨的偵探、眼線。我們的軍隊來了，她怎麼辦？在那地上立有一個杆子，她那個門上有個繩子，她一拉門上的繩拴，杆子就倒下來了，共產黨看到了，就知道有軍隊來了。”

　　張學良舉了許多親身經歷的例子，來說明國民黨軍隊大失民心：“我們的軍隊在那駐紮，一個小孩，十五六歲的小孩跑來玩兒，一邊玩兒，一邊他把我們的軍隊都數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給你數了，然後，他跑去向共產黨報告。那共產黨的玩意兒可多了。”“那個劉殿華的軍隊，到一個地方，當地的人給他擺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歡迎，但老百姓在鞭炮裡面藏著炸彈，鞭炮一響，引燃了炸彈，把劉殿華炸死了，軍隊首長都被老百姓炸死了呀。”

　　面對老百姓，國民黨軍隊束手無策。“他們的這些玩意兒最後我們也都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也沒法子呀，你沒法子對付老百姓呀！你上哪兒知道誰是共產黨啊？你也區分不出來呀！老百姓和共產黨都一樣，你怎麼區分？所以你沒法，你總不能看見老百姓就抓起來呀。”“多數老百姓對中央的軍隊，也包括我們這些軍隊不好，恨軍隊，那時候軍隊確實有些做得不對的地方，像堅壁清野之類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蔣先生說，為什麼共產黨我們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們不得民心。”“中國的古書上說，天心自我民心，天聽自我民聽。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著失敗。”“北方的土話說：抖起來是你好運氣，倒楣是你自己找的。”

　　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怎麼丟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是大陸人民不要國民黨啦。簡單說，國民黨在大陸時，把大陸看成征服地一樣，沒有想到這是自己的國家，什麼都要，房子、女人、錢，這幫壞蛋。真讓人傷心。”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與失敗，都有它的來龍去脈。”“所以我跟蔣先生言語衝突，就是這個問題，我說你要想剿滅共產黨，你剿滅不了他們。蔣先生不承認我這個話，他們共產黨怎麼能這樣？怎麼能這樣？因為咱們中國的老百姓，多數支持他。”

　　國民政府內部的高官們只是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

　　中原大戰之後，張學良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但他因軍務在身、下野出洋和身體等原因較少出席會議。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五屆一中全會，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時間最長的一段經歷。在此期間，他對南京政府和國民黨政治、高官素質有了較為深入的瞭解。他說：“我不會外交辭令。開始時我對國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後，大失所望，看得更多，體會更深，不滿更強烈。國民政府軍隊的作風比老式軍隊還壞，政治比原來的老政客更腐敗。國民政府內部只有四個字：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

　　張學良通過參加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看清了國民黨中央高官們的真實面目：國民黨中央開會“亂七八糟，蔣介石講話新名詞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時候蔣先生講話，最愛說三個詞：死幹、硬幹、快幹。大夥兒也不愛聽，閑得沒事啊，就盡在那兒做打油詩。”“我不曉得誰做的了：‘一生豬狗熊，兩眼財權勢，三是吹拍騙，四為禮義廉。’”一個執政黨中央開會，庸俗到如此程度，那基層如何可想而知。

　　在南京期間，發生了中央黨部事件，即汪精衛遇刺事件，這件事對張學良刺激尤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開幕式那天，與會人員集體照相，“本來大家在外面等著蔣先生出來照相，後來說他不來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開始照相了。相照完了，大家正要離開時，剛轉身，槍響了。這一打槍，大家‘嘩’的一下子都散了。”“都嚇跑了，連員警都跑了，什麼警衛，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張溥泉（張繼）兩個人了。那真是醜態百出。那兇手都被我和張溥泉抓住了，跑回來的幾個員警還在那掰槍栓呢，掰也掰不開，我說算了吧，現在人都抓住了，你還掰槍栓幹嘛？”“那事兒都完了，員警得清理現場，抓兇手啊，兇手不一定是一個人啊。員警看見一個人在廁所坐著呢，員警就問他：‘你在這幹什麼呢？’那人回答：‘在解手。’員警問：‘解手你怎麼坐在地上啊？’那都嚇得……員警又問：‘你是幹什麼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員。’‘你叫什麼名字？你怎麼不帶證件呢？’那人說：‘我證件扔馬桶裡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員啊。”張學良從這件事當中，看到了國民黨失敗的影子：“要緊的時候人都沒了”，“一遇危險，聾子放炮仗——散了”，連中央委員的證件都不敢要了。一個党在這樣一群人領導下，又是處於戰爭年代，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

　　國民黨政策不公，軍隊分成親兒子和乾兒子，把雜牌軍都擠到共產黨那邊去了

　　眾所周知，在整個民國絕大多數時間裡，國民黨軍隊從人數、裝備、控制的政治和經濟資源等方面來看，都遠遠優於共產黨的軍隊，蔣介石一心想消滅共產黨，可就是消滅不了。原因在哪裡？除了國民黨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還喪失了軍心。

　　國民黨是怎麼喪失軍心的？張學良以自己為例，他說：“當年我開始時，我現在可以說，我對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說的話，我是完全服從，中央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後來我發現這不對呀！中央對我不是這麼回事啊！”

　　第一，當東北軍在“剿共”戰場上被吃掉兩個師之後，張學良發現國民黨中央對中央軍和雜牌軍的政策是不一樣的。1935年末，張學良在南京參加會議期間，陝西前線傳來一個令他震驚的消息，他的兩個師被中國工農紅軍吃掉了。“我那兩個師整個被共產黨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補充，沒有。可是死這麼多人的撫恤呢，除了我個人拿出錢來撫恤外，再報中央依‘剿共’陣亡撫恤，但中央分文未撥。那個時候，我有一個營長，‘剿共’時受了傷，他說一句話，把我傷心透了。他說：‘政府給我一個條子，讓我回家去領，我家在東北，我上哪去領？只能流亡要飯去了。’”“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後來，我也公開說了，那個時候中央啊，實在是處置事情不太恰當，完全是一種推諉。因為這事下面起了很大的反感，起了怨望……我們東北人，家都沒了，上哪領撫恤？被打死的人領不到撫恤，受傷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講理。”

　　“蔣先生啊，他總有一個意識……總是這是我的，這是他的，分得特別清。這個是我自己親兒子，那個是乾兒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比方說那時候中央的事情，後來我發現的，我非常難過。我打仗損失了兩個師，政府啊，不容許我們雜牌軍隊招兵，因為軍隊太多了嘛，他用這種只減不增的方法就不用裁呀。軍隊減員了也不許招兵，全國都不能招，這不能說不對了，政府下的命令，嘿嘿，那麼我們發現，他把我們損失的兩個師的番號給撤銷了，卻暗地裡讓胡宗南招兵。我們不能招兵，胡宗南可以招兵。胡宗南離我們那麼近，我們不會不知道的嘛。親兒子怎麼都行，乾兒子怎麼都不行，那怎麼能行？”

　　第二，張學良發現蔣介石讓雜牌軍“剿共”是在“一斧兩砍”，借刀殺人。張學良說：“中央讓雜牌軍‘剿共’，中央軍不剿，雜牌軍對中央當然都不滿……因為什麼？這話我今天可以說，但我不希望記錄下來，他就是借刀殺人嘛。”“事情明擺著，誰都明白，這不是讓我們去‘剿共’，等於是讓共軍消滅我們，借刀殺人。那為什麼還打？沒起來反抗，已經很客氣了。”“那孟子說的話一點不錯：‘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你怎麼待人家，人家也怎麼待你……所以這種待人的法子不會成功，只會失敗。”

　　第三，張學良發現不僅他發現了，幾乎所有雜牌軍，包括共產黨都發現了蔣介石是在“借刀殺人”。“那時中央不是我說，不公平啊！對人家不公平，誰都看得明明白白。那時兩廣是陳濟棠，青海是馬步芳，寧夏是馬鴻逵，新疆那會兒是盛世才，華北是宋哲元、韓複榘，陝西是楊虎城。他們都不打呀！誰也不打，我打什麼？誰都明白了，這等於用外頭的力量來消滅我們。打，你不給我錢，你也不給我彈藥；人打沒了，你也不給我補充，又不許我自個兒招兵，這幹什麼呢？”“誰也不是傻瓜。中央軍可以招兵，我們不可以，槍械損失也不給補充。你政府用這種手段，等於讓雜牌軍自消自滅，一箭射三鳥，他怎麼能真打呢？傻瓜才去打。”“蔣先生利用‘剿共’消滅雜牌軍的這種做法，共產黨當然也明白。共產黨跟雜牌軍也不死乞白咧打，雜牌軍也知道共產黨不真打。”

　　國民黨中央政策不公，導致“剿共”內戰誰也不真打。“我一想起這內戰，就難過呀。所以西安內戰，我不幹了，說什麼我也不幹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產黨打，我不幹，我不打了，我寧可叛變。我那時候也等於叛變，那就是叛變呐。”


美專家：美國聯日制華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從去年的日本非法“購買”中國釣魚島事件到今年的“雷達照射”事件，每次日本與中國的衝突背後都能看到美國的影子。有分析認為，美國欲聯合日本牽制中國，但美國專家指出，這種想法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香港中評社3月22日報導稱，美國利用日本牽制中國的想法是誘人的，但制華政策也許並不見得是美國與中國打交道的正確方式。文章援引美國卡特政府高級顧問、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阿米塔伊埃茨昂尼(Amitai　Etzioni)的觀點稱，美國擔心受到中國的威脅，但事實上，中國沒有威脅美國的意圖，反倒是聯日制華將把中國變成真正的敵人，也會惹怒中國。

　　埃茨昂尼說，讓日本參與制華可以減輕美國負擔，而且日本根本不需要美國施壓，日本自己就迫不及待地想與中國唱對臺戲了。因為“感覺自己受到中國威脅的日本，正在撕裂其和平的外衣。”

　　埃茨昂尼分析稱，美國或許在經過“嚴密”調查後得出這樣一種結論：中國正在成為積極的國際大國，要“吃掉美國的午餐”，而且中美無法用和平互利的方式解決分歧和矛盾。然而，事實上，在合理調研之後美國或許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答案。其實，中國既沒有威脅美國的意圖，也沒有威脅的能力——雖然美國“持之以恆”地與中國對著幹的確可以把中國變成真正的敵人。

　　所以，埃茨昂尼認為，美國沒有必要聯日制華，而且聯日制華的最大問題還在於該舉動將惹怒中國。埃茨昂尼說，中日之間存在諸多歷史恩怨，日本二戰時期在中國犯下的罪行慎重，雖然日本政府曾就戰爭道歉，但卻不誠摯，日本到現在都不願意承認他們曾經犯下的罪行。當下，旨在淡化日本右翼分子在二戰期間犯下罪行的歷史修正主義也正在日本抬頭。而有諸多跡象表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並未深刻理解這一問題。

　　埃茨昂尼表示，美國聯日制華表面上似乎減輕了美國的負擔，但其實這讓美國背上了更大的包袱——此舉或許激怒中國，刺激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並導致中國被迫增加軍費。也許有人認為，美國曾經運用這種方法成功分解蘇聯。但時代已經截然不同了，當時的美國經濟實力強大，蘇聯一團糟;當下的中國能夠負擔得起加速的軍備建設，而美國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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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為何至死都沒能再回大陸，誰在拼命阻撓


• 2001年10月15日張學良在美國逝世後，國內媒體對張學良生前為什麼不能回大陸一事，曾發表多篇文章。各種觀點爭論激烈，莫衷一是。本文就此，就事論事...

2001年10月15日張學良在美國逝世後，國內媒體對張學良生前為什麼不能回大陸一事，曾發表多篇文章。各種觀點爭論激烈，莫衷一是。本文就此，就事論事。

探究始末，還是從1991年說起。

1991年3月10日，當張學良和夫人從臺北赴美探親的消息傳到北京，中共中央格外重視。中央書記處特別注意到張學良公開表示有回祖國大陸探親的意向，鄧小平同志得知後對如何迎接張學良歸來作了較為詳細的指示。

中共中央有關部門作了4項重要的安排：
一是當年6月在北京為張學良舉辦91歲壽慶活動;二是紀念“九•一八”事變60周年;三是派人去瀋陽修葺張氏大帥府和大帥陵，為張學良歸來後赴遼寧撫順安葬其父張作霖的遺骸做好前期準備工作;四是派出一位中央副部級以上的黨內負責同志，親赴美國三藩市轉達中共中央對張學良的歡迎之意。

前三項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但究竟派什麼人親赴美國迎接張學良歸來?反復比較，最終確定了呂正操同志。

呂是張學良的故鄉海城人，東北軍的舊部袍澤，與張學良有過一段師生之誼，又是西安事變的直接參加者，與張有著至深的私人感情，當時雖已從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位置退了下來，但他是幾位人選中地位最高的一位(享受副總理待遇)。中央確定後，鄧穎超親自召見了他。

此前鄧穎超根據中共中央和鄧小平同志的意見，已以私人名義親筆為張學良寫了一封歡迎信。於是，呂正操等人奉中共中央之命，於5月23日悄悄從北京啟程。

5月29日，呂正操首次在紐約拜見了張學良。第二天上午，呂正操在和張學良進行了長達1小時的單獨談話。他首先將鄧穎超的親筆信交給張學良，張氏當時感慨萬千，顧不上使用放大鏡，眼睛貼近反復看了兩遍，動情地說：“周恩來我熟悉，這個人很好，請替我問候鄧女士。”
呂正操向張學良表示了歡迎他借赴美之便返回祖國大陸探親訪友的良好意願，張學良頗為感動。

但由於茲事體大，張學良向呂正操鄭重表示暫且不能返回大陸的矛盾心境：“我這個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現在時候不到，我一動就會牽動大陸、臺灣兩個方面。我不願意為我個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複雜。”

6月4日，張學良主動提出再次會晤呂正操。這次張學良和呂正操談了3個小時。之後，張學良親自執筆給鄧穎超寫了一封回信，表達了一有機緣，定當踏上故土的願望。6月27日，張學良夫婦從紐約經夏威夷飛回臺灣，原路回到臺北郊區寓所，繼續過起隱居生活。
張學良為什麼已有了回國之便卻又不肯返回祖國大陸?對此海內外媒體議論紛紜。

疾病是阻礙張氏歸鄉的主因?
從1946年被蔣介石幽禁到上世紀90年代真正獲得人身自由，張學良先後患過幾次重病：1954年在臺灣高雄，張學良患突發性咯血，病情危重，在宋美齡支持下得以搶救脫險;1964年的腸胃綜合症，入臺北榮民總醫院治療近半年;1993年10月25日深夜，張學良忽然頭疼難忍，猝然暈倒，起因是四腦室蛛網膜下腔出血，由於突發顱內已造成彌漫性血腫，病情相當危急。
當時張學良已屆九三高齡，且病變出現在顱腦要害部位。但幾天緊急搶救後，張學良竟然奇跡般得以生還，堪稱臺灣腦外科史上的奇跡。一個月後張氏康復出院，又像常人一樣在院落裡散步了!

顯而易見，疾病並非張學良改變回大陸探親初衷的真正原因。

1992年8月26日，臺灣《聯合報》刊載了一條新聞：張學良決定近期回鄉探親。消息發出後，國內外媒體深信張學良必回無疑。
然而到1993年春，張學良也沒有回鄉探親的行動。不久後他竟然帶著夫人趙一荻再次飛往美國，準備長期定居國外。海外報界再次紛紛猜測。其中最驚人的解釋，是張學良因返回東北的時機與日本天皇訪華時間相碰，不得不放棄。

此種傳聞，就連張學良本人也頗感奇怪。1990年，張學良曾和日本NHK電視公司記者一起做了名為《緘默五十年，張學良現在有話要說》的長篇訪談，他毫不留情地當面抨擊日本軍國主義。但當他談到在1921年第一次出國就是到日本觀看秋操時，隨口說了下面一段話：“如果可能，我還想再次到日本去看看。也許是上了年紀了，更想了，想看看新日本是什麼樣子，想親眼看看……”
張學良如果當真在晚年到了日本本土，豈不是每天都和日本天皇同在一塊土地上嗎?這讓以上說法不攻自破。

難道是趙四小姐起到“刹車”作用?
趙一荻在臺灣和夏威夷期間，曾公開或私下流露出她不希望張學良回大陸的意思，她的心態很可能讓張學良改變主意和動搖歸鄉信念。
持這種觀點的人舉證說：在臺灣期間，即便與張學良私交甚好的臺灣“新聞局”處長郭冠英、《聯合報》資深記者周玉蔻等人，若想對這位元世紀老人進行電視採訪，也一定要事先得到趙一荻的首肯。

這些說法並非空穴來風，但若把張學良不能回東北的責任加諸趙一荻身上，未免有失公正。

1990年趙一荻在臺北的幽居生活剛剛解除，就輾轉收到了侄兒趙允辛寫來的一封信。當趙一荻從家書中獲悉她三嫂仍健在的消息後，馬上寫了一封親筆信。同年秋天，趙一荻又給她在北京的侄女趙允安寫過一封信，在這封信中她的思鄉之情更是溢於字裡行間：“我離家已經60年了!”並明確地寫道：“希望有一天大家能夠團聚。”

一個對親人有如此深厚感情的人，會不思念自己的故鄉?趙一荻或多或少起到“刹車”作用，但決不是張學良不能回大陸的主因。
那麼，究竟是是誰在拼命阻撓張學良回歸大陸呢？

通過諸多史料研究，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張學良至死不能歸鄉，原因在於當時執政臺灣的國民黨右派人士給予他的精神打壓過於沉重，特別是表面上以張學良基督教友自居實則是“台獨”分子的日本人後裔李登輝，從中製造了嚴重障礙！
早在蔣經國1988年在臺灣病逝前，以東北大學學生張捷遷為首的一批華裔旅美學者，就已在海外策劃如何敦促執政的國民黨儘快給張學良真正自由的事宜了。

然而，蔣經國當政時期張氏的人身自由只能是一種形式上的“自由”。李登輝上臺後，口頭上高叫給張氏自由，事實上仍然利用國民黨情報機關時時加以限制。他擔心張學良一旦恢復自由身，會不會與中共取得聯繫，甚至舍臺灣而投奔中共。
張捷遷等東大旅美校友會成員很快就看破了李的政治伎倆，他們公開在美國報紙上向李登輝叫板。迫于種種壓力，李登輝不得不同意在圓山大飯店給張學良公開祝壽，給張氏政治上的平反。但在張學良回祖國大陸這一問題上，李登輝等國民黨右翼人士仍不肯放鬆分毫。
張捷遷是在張學良有赴美探親自由後，再次向李登輝致信要求，給張學良去祖國大陸探親的機會和條件。然而，臺灣當局對這封信根本不予理睬。

李登輝之所以能左右張學良的行跡，一是以他和張學良有基督教友之情，二是因為在張學良受蔣氏父子多年限制之後，李首次給予張學良赴美探親的自由，以此作為控制張氏的感情籌碼。

而張學良對李登輝等人的政治伎倆洞若觀火，他在進不能順利返回祖國大陸以償夙願，退不想死守台島頤養天年的情況下，才明智而果斷地選擇了第三地——美國，作為他壽終正寢的地方。

張學良雖然終老海外，但在這位偉大愛國者病逝檀香山後，中共中央給予他很高的評價。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在張氏病故異國後，親自發去唁電，代表中共中央稱他為“偉大的愛國者”和“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這也許是為這位百歲老人作的蓋棺定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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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人談國民黨失敗：全怪蔣介石把政府私人化


“吳國楨事件”後，蔣介石更加不相信親美派，狐疑的本性使他不由地對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新親美派陸軍總司令孫立人也放心不下。

孫立人，安徽舒城人，就學清華，獲美國印第安那普渡大學工程學士，又畢業於佛吉尼亞軍校。歸國後任蔣介石海陸空軍總司令部侍衛總隊副總隊長，稅務員警總團特種兵團團長，三十八師師長，新一軍軍長。入緬作戰屬杜聿明麾下，因在仁安羌以不滿1000的兵力，擊退數倍於己的敵軍，救出十倍於己的英國軍隊而獲皇家勳章。他同馬歇爾有校友之誼，與史迪威友善。1946年，杜聿明在東北戰場上病倒，史迪威曾向蔣介石推薦孫立人負責東北軍事。其時，蔣介石正視史迪威為眼中釘，三次請羅斯福換將。因此史迪威的推薦不僅不被允許，反而引起蔣介石的不快，從此對孫立人有了戒心。

蔣介石第三次下野後，美國並不希望蔣介石退到臺灣去，他們看中了臺灣的戰略位置，更願意把臺灣扶持成一種既非共產黨，也非蔣介石控制的地方政府，以便能有效地使臺灣真正成為一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艾奇遜派遣美國駐華使館參贊默錢特與陳誠等人秘密會晤，以美援為誘餌，企圖說服陳誠在臺灣進行改革，設法阻止蔣介石在內的大陸國民黨人員來臺灣。但默錢特很快感到陳誠是蔣介石的忠實門徒，根本不可能指望他實現美國的打算。於是建議由司徒雷登向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提出換馬的要求。3月11日，艾奇遜猶豫之後還是接受了此建議。美國人比較屬意的是在美國留過學的孫立人，孫在甸緬戰役中因榮立戰功而頗受美國器重。但此時蔣介石雖然已經下野，卻依然牢牢掌握著人事的變動。李宗仁希望美國方面直接向蔣介石提出換人的建議。正當司徒雷登有所猶豫的時候，陳誠以攻為守，寫信給司徒雷登，表示自己可以讓位給孫立人。隨後，蔣介石在溪口召見孫立人，態度親切得讓孫立人受寵若驚。默錢特對此大為失望，只得致函美國國務院，說明陳誠屬於國民黨“最反動的”和“昏庸的”領導，支持陳對美國無一益處。

退台之初，孫立人與美國官佐來往甚密，後來又與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過從極密。蔡斯是臺灣美軍軍援的負責人，對蔣氏父子也傲氣十足，令蔣氏父子十分不快。此外，蔡斯和孫立人對蔣經國搞軍中政工制度極為不滿。對蔡斯，蔣經國忍氣吞聲；對孫立人，他則怒不可遏。孫立人的為人，頗有些恃才傲物，一向看不起行伍出身的同僚。尤其當美國恢復對台經援後，他以其與美國的關係更是不知韜光養晦，與陳誠、參謀總長周至柔、空軍總司令王叔銘、海軍總司令桂永清都鬧得很僵。他不願向周至柔敬禮，每逢周氏主持的軍事彙報會，他都故意遲到。因為那時蔣介石已在場，這樣他就可以不用向周至柔敬禮了。這種人際關係，對他極為不利。

1950年12月，孫立人在新年第一次擴大談心會上，無所顧忌的毛病又犯了。他說：“現在社會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騙人，說話也騙人，所以社會動盪不安，都是彼此不能開誠相見，埋沒了良心之故。”

這些話傳到了蔣氏父子耳裡，犯了大忌。但孫立人仍不知收斂，竟在私下說在現有領導之下，臺灣無法久存，而大陸失敗，純粹是由於蔣介石堅持“政府私人化”的結果。這些話更令蔣介石惱怒不已。蔣介石本來在“吳國楨事件”後對美國常常插手臺灣事務已極端不滿，非常自然地就聯想起赴台之前美國試圖策動陳誠和孫立人的往事，於是決定拿孫立人開刀。

孫立人對此亦有預感，開始做一些穩定自己地位的準備工作。1953年11月，他召見在臺灣訓練新兵時的下屬江雲錦，讓他串聯當年受訓的同學，在軍中結成一股力量。孫立人指示在每個團找出一個職位較高、學識較優、服役年齡較長的同學為負責人，與其他同學聯絡。江雲錦接受指令後，幾個月內不僅在每個團內佈置了負責人，甚至在一些連裡也發展了聯絡人。1954年，孫立人命令把各部隊的負責人串起來，使每個人不僅知道本部隊的成員，而且知道他部隊是誰負責。但是，江雲錦此時感到這不像是一般的聯絡同學感情，心存疑慮，活動就沒有以前積極了。1954年6月，孫立人的陸軍總司令任期屆滿，蔣即調桂永清為參謀總長，把有名無實的總統府參軍長交給孫，開始了排擠孫的行動。孫立人在卸職前，讓江雲錦把各部隊連絡人造具名冊。7月，“陸軍總司令部督訓組副組長”于新民把名冊交給孫立人。8月初，孫立人讓他的老部下、“陸軍學校”少校教官郭廷亮接替畏縮不前的江雲錦擔任聯絡人。8月12日，“參謀總長”桂永清暴病去世。按一般推算，“參謀總長”的位子非孫立人莫屬，但蔣介石卻任命黃埔六期的彭孟緝接任，並將彭的軍銜從中將升為上將。孫立人眼見蔣介石對自己越來越不信任，於是加快了抓軍隊的步伐。

（本文摘自：《蔣介石傳（1950—1975）》，作者：楊樹標 楊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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